■ 專任教師/溫永勖  譯者/呂筱筠和溫英幹


     我的父母都是新竹客家人,在台灣完成大學教育,先後赴美。1970年代初期父親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工作,母親不久也在同一個機構上班,全家因此從巴爾的摩最終搬到了馬利蘭州蒙哥馬利郡(華盛頓特區的郊區)定居。我在那裡出生長大。每週末父母都帶我和姐姐到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聚會,並參加各種家庭聚會和退修會。通過這些基督教事工,我在十二歲時信主,並在十五歲那年的聖誕節,在該教會受洗,當時施行洗禮的是劉傳章主任牧師。

    當時的少年牧師Joseph Tsang(現為紐約市OCM Vision教會的主任牧師)對我影響很大,特別是他啟發我未來從事全職學生事工。這呼召發生在我高三那年,當時我仍在尋求應該去哪所大學。因為我不是一個非常勤奮的學生,所以大學的選擇有限。值得慶幸的是,根據上帝的旨意,我被三所不同的基督教大學錄取。當我去波士頓的Gordon College探查時,我拜訪大波士頓中華聖經教會,並結識了該教會的少年牧師Sandy Moy Liu。當她知道我想讀Gordon  College時,她提到該校在少年事工系的排名是全國第一。儘管我打算攻讀電腦科學,但Sandy Liu 牧師的話引起了我的興趣,於是我當即決定成為Gordon的學生,同時修習電腦科學和少年部課程。但是,到了大二,我決定放棄電腦科學,而轉攻少年事工系及聖經和神學研究雙學位。

     Bill Barcley博士的保羅書信課程對我在Gordon期間的影響深遠,他通過這些課程為學生闡釋由R.C. Sproul著作而塑造的改革宗加爾文主義神學(我在這裡提到這個細節是為了之後進行對比)。另外,對我影響頗鉅的是少年部教授Bob Whittet,他接任當時Gary Parrett博士的職位,後者在我上完大一後轉到Gordon-Conwell神學院。Whittet教授在少年事工有二十多年的經驗,他沒有去當成人部的牧師,而是當了教授。他的職業生涯的選擇深深地引發了我的共鳴。我不確定為什麼,但我發現自己有一天想要有類似的職業生涯。

    大二的下半年,我受到鼓勵在第二年秋天,申請成為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的一學期的訪問學生。這學期中,我選修了Timothy R. Phillips博士(神學),Robert E. Webber博士(神學)和J. Julius Scott博士(新約)的課程。Gordon的Barcley博士喜歡R.C. Sproul 的說法,不相信天主教徒可以得救,惠頓的Phillips博士則是「福音派和天主教徒在一起」(”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委員會成員之一,不同意Sproul的說法。他對我們說,如果我們引用Sproul的神學看法,我們將不會贏得他的喜愛。同時,當我在Phillips的課程中寫道,「J. Julius Scott告訴我們,啟示錄需要根據其作為世界末日文學的語境加以閱讀和解釋」時,Phillips在我的作業邊緣寫道:「J. Julius Scott是錯的!我相信聖徒是神職人員,而不是精英!」Webber博士關於基督教傳統的較為通俗的課程與我們所學的完全不同,我們研究了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的根源和軌跡,並讀了自此成為他最著名的著作《Ancient-Future Faith: Rethinking Evangelicalism for a Postmodern World》。坦白說,惠頓的課程使我有多樣性的思想,因爲需要與之互動,我十分驚訝自己的神學觀點也被擴展了。

    在學期末,我決定轉學到惠頓,繼續我的本科學習。因為轉學使我在惠頓的聖經和神學研究課程以及基督教教育課程(最接近少年事工的課程)方面落後,所以我將專業轉向大眾傳播,因為該課程與許多事工相關(例如,公開演講,小組交流,組織交流,理解媒體生態”media ecology”等)。

    畢業後,我在美國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有名的公關公司做暑期工作實習。之後,我開始探索進入研究所進修的可能性。在這方面,上帝透過與不同的教授、牧師、和朋友的幾次不相關的對話,讓我知道,我應該去神學院而不是一般的研究所,而且應該去加拿大溫哥華的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然而,在我去讀神學院之前,家父的朋友吳炳中醫師邀我到花蓮的志學福音中心服務兩年,該教會在國立東華大學附近,主要是做大學生的事工。當時父親已經從世界銀行提早退休應聘到在花蓮新成立的國立東華大學任教。我決定去志學福音中心服務,也因此在那裡遇到了我的妻子呂筱筠(原籍宜蘭,東華大學畢業生),如今,我已幸福地與她結褵十四年(育有二子,Ethan八歲和Micah五歲)。 

    在台灣結婚後,我們一起去溫哥華維真神學院學習。她獲得該校24學分的基督教研究文憑,後來並獲得惠頓學院的跨文化研究和TESOL碩士。而我,對「與基督的聯合」主題的興趣不斷增強(在我的神學院課程中得到激發)促使我寫了一篇碩士論文,由Ross Hastings博士和Julie Canlis博士指導,論文主旨是讓新教改革者約翰‧加爾文(1509-1564)與「拜占庭神學之父」,馬克西姆斯(Maximus the Confessor)(580-662)進行對話,討論了「參與」(Participation)的社會學主題。通過上帝的供應,著名的神學家J. I. Packer(巴刻)最終成為我論文的第二個評分者。當他和Hasting教授評論我的碩士論文時,都鼓勵我未來能繼續攻讀神學博士(他們兩人也為我在英國申請博士學位時寫推薦信)。

    與此同時,在馬利蘭州的母會呼召我去擔任專職少年事工主任。我們有一個相對較大的少年團契(每年約有120-150名初高中學生),所以也有較大的輔導同工群。我主要的職責包括規劃每週一次團契和週日的主日學,其中還包括每週一次我在青少年崇拜中的主日講道(並非所有少年傳道都有機會講道,或者經常講道)。有鑑於此,我忍不住想,主為我提供了這樣的服事,不僅是在那段時間能為少年服務,更進一步是為發展我的事工能力。為了印證主的呼召,2014年元月,我很榮幸在我出生和成長的教會,由在該教會已牧會三十一年,並正式宣告退休的主任牧師劉傳章博士,按立成為牧師。其所象徵的意義,將伴隨我一生之久。

    然而,我在少年事工服務時,想在神學領域繼續深造成為教授的強烈願望從未消失。因此,從2010-2015年,於馬利蘭州的母會全職服事後,我迫切想回到學術界。於是我申請並被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在著名教授David Fergusson指導下攻讀系統神學博士學位。2015年秋天,我們一家四口移居英國。回想起來,我知道攻讀博士的時機是神所安排的。如果我慢一年申請,巴刻教授因視力下降,可能無法為我寫推薦信;而Fergusson教授會在普林斯頓度過安息年,很可能無法接受任何新生。

    從一開始,我的博士論文就專注在已故德國路德教會神學家沃爾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1928-2014)的末世論之教會學。我之所以選擇教會學的一般領域,是因為渴望回答我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即(在北美)福音派教會是否盡可能完整地體現福音。因著這樣的思路,我很想知道,採用末世論方法進行教會學研究是否可以建設性地重新構想福音派教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同時,我選擇潘能伯格的末世神學作為研究主題,歸因於潘能伯格在維真神學院任教時的學生之一,已故的Stanley J. Grenz(1950-2005)的影響。Grenz透過維真學院的系統神學音頻課程介紹了潘能伯格“the ontological priority of the future”的概念。當我在維真學習時,又選修該課程,激發了我對潘能伯格的整體思想的興趣,又透過我之前對馬克西姆斯和加爾文的研究已經涉入愛國主義和宗教改革神學,我覺得學習潘能伯格可以讓我更熟悉現代神學(當時我對那個神學時期所知甚少)。

    回頭看我一開始對研究課題的天真、無知真是感到驚訝。我對教會學的研究,及涉及對整個基督教傳統紛繁歷史的了解,加上潘能伯格自己的教會學思想根本不是我原先所期望的那樣。我先前提到的問題也顯得不重要,因為我意識到當前整個教會學討論的混亂狀態及真正面臨的風險,即在世俗和宗教多元世界中,基督教和教會的獨特特點被視為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在最近的教會論提議中)。因此,潘能伯格成為我的矯正之聲,不僅說明了基督教和教會在各種社會文化環境中如何表達其「開放性」,而尤為重要的是,基督教和教會神聖的使命和目的,需要保持其必要的「獨特性」。

    謝謝我論文的指導教授Fergusson的盡心指導。 我還要感謝華神慷慨提供獎學金。James Eglinton副教授(愛丁堡)和潘能伯格的最終學生Friederike Nüssel教授(海德堡)是我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我於2019年五月十日提交論文,於六月十三日順利通過口試,獲得系統神學博士學位後,於七月三日全家搬到台灣。Soli Deo 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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