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尼泊爾宗教法規對基督教宣教事工之影響及神學反思
作者：游哲誠
摘要
尼泊爾在2015年正式成為世俗共和國後，雖名義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卻同時透過刑法與憲法條文對「改變宗教」與「傳教行為」實施嚴格限制。自2017年《刑法》第155與第158條頒布以來，基督徒與外籍宣教士頻遭指控「冒犯宗教感情」或「強迫改宗」。本文從尼泊爾反改宗法的法律脈絡出發，分析信徒面臨的逼迫現象，並探討教會如何在壓力下持守見證、延續福音。透過具體案例與神學反思，本文指出：逼迫雖限制了教會的外在活動，卻深化了尼泊爾信徒對十字架的理解，顯明福音在受苦之地仍有盼望與能力。
一、引言：宗教自由的矛盾現實
尼泊爾長期受印度教文化影響，宗教信仰已然滲入他們的社會結構與國族認同之中。雖然在2008年時尼泊爾廢除了君主制，也在2015年公布新憲法，進一步確立「世俗國家」與宗教自由，但同時在憲法的第26條卻明定：「任何人不得使他人改信其他宗教」這條文的設計看似為防止「強迫改宗」，實際上卻成為限制宗教自由、打壓少數信仰群體的法律依據。
而2017年開始實施的《刑法》第158條，更進一步具體化此禁令：「第 158-1 條將『任何人從一種宗教皈依另一種宗教』以及企圖或教唆皈依的行為定為犯罪。第 158-2 條將『任何人皈依另一宗教，不論是否經由誘導，以破壞或宣揚該宗教或意見的方式，意圖使其皈依』的行為列為犯罪。違反第 158-1 條和第 158-2 條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和 50,000尼泊爾盧比（375 美元）以下罰款」（Hasan, S., & Wilson, L., 2023, p2）。
若涉及外籍人士，他們若是被發現公開分享福音，便會立即被驅逐出境，並且未來不會再獲得入境的簽證。這使得任何形式的佈道、公開禱告、發放聖經或舉辦聚會，都可能被詮釋為「傳教罪」。
而根據基督教人權組織《敞開的門》(Open Doors)2024年的《世界守望名單》，尼泊爾在全球基督徒受逼迫最嚴重國家中名列第48位。從表面看，法律似乎保障宗教自由；但實際上信仰的分享卻被視為犯罪。這種矛盾，使尼泊爾成為亞洲宗教自由倒退的典型案例之一。
二、宗教法規與逼迫現況
尼泊爾的反改宗法律，並非獨立的現象，而是南亞地區許多地方的普遍狀態。在印度也有多個邦的政府亦採取類似法令，而尼泊爾因文化與語言密切相連，故亦深受其影響。而他們所使用的法律用語「不得使他人改信其他宗教」，或是「不得通過『言語或書面』文字，或『可見的表現或標誌或其他方式』，冒犯任何種姓、種族、社群或階層的宗教感情。」其實定義都非常的模糊，導致在司法判決和施行上的解讀空間極大，甚至可以被任意擴張。
（一）典型案例：牧師Keshav Acharya 的被捕
2020年3月，疫情初期，一段尼泊爾牧師Keshav Acharya在教會禱告的影片被流傳。他在禱告中說：「我奉耶穌基督之名斥責冠狀病毒，願主醫治這地。」然而當局竟指控他「散布虛假信息」與「冒犯宗教感情」。隨後他被拘留兩週，後以5000盧比保釋，但不久即再度被捕。警方又追加了「試圖改宗」的罪名，罰款高達50萬尼泊爾盧比（約4200美元），並三度移送至不同地區監獄，其中包含偏遠的 Dolpa 區，途中他經歷了 72 小時的艱難旅程，期間他雙手被銬於背後，食物也供應不足。（Jubilee Campaign, Free to Convert, Practice, and Profess, March 2022.）
Keshav 的案件成為尼泊爾首例依「反改宗條款」正式判刑的案例。但到目前為止這並不是唯一的一件案例——這是一個令人憂心的趨勢。
（二）其他信徒與外籍宣教士案例
2019年，一名年長信徒因在街頭分送聖經被捕，關押期間身體嚴重受損。2020年，三名台灣與兩名日本宣教士被控「以旅遊簽證傳教」，遭強制遣返。2021年，四名韓國宣教士因在孤兒院教授聖經而被判非法傳教。2022年，尼泊爾牧師Hari Tamang在得知一家孤兒院即將關閉、院長通知他孩子們將無人照顧後，收留了一大群孤兒。然而，在他開始照顧這群孩子僅十天後，尼泊爾當局竟然以「人口販運」及「企圖宗教轉化」為由逮捕了他。為了獲釋，他被迫繳納 5萬尼泊爾盧比（約420美元）的保釋金。雖然Tamang牧師在繳納罰金後被釋放，但他本人、同工以及所照顧的孩子至今仍不斷受到警方騷擾，遭指控從事宗教轉化活動。（Jubilee Campaign, Free to Convert, Practice, and Profess, March 2022.）
根據美國國務院2023年《宗教自由報告》，尼泊爾過去五年間至少發生30起因信仰活動而遭逮捕的事件，其中超過一半涉及基督徒。這些案件多數未經公平審判，或因地方警方與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的壓力而立案。（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3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Nepal.）
三、基督徒的回應與福音的延續
面對法律高壓與社會敵意，尼泊爾教會展現了極大的韌性。現行法規促使宣教策略轉向生活見證、小型聚會、強化內部訓練和資訊安全管理等具體行動，且這些策略極需要在地文化敏感性。同時也可以看出，尼泊爾基督徒在受限環境中更加強調「柔性見證」與「關係動力」。而就實際的例子來看，在高度受限與危險的處境下，尼泊爾的基督徒及以 YWAM為例的宣教機構，發展出多元且具在地智慧的宣教策略，包括：
（一） 強化內部訓練與屬靈預備：
在門徒訓練及各類培育課程中，會告訴信徒關於尼泊爾的實際處境，並特別強調面對苦難與逼迫的心理與神學預備，而信徒也學習以禱告、謙卑和智慧應對挑戰。
（二） 慎用媒體與資訊管理：
嚴格控管聚會、事工的相關影像與資訊，避免在社群媒體公開敏感內容，以防政府監控與外界惡意舉報。
（三）關係導向與生活見證：
重視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生活見證，透過愛心關懷、友誼與實際服務作為福音的橋樑，避免強迫或公開傳教，回應當地文化與法規限制。
（四） 小規模、低調、在地化聚會：
推動家庭聚會、流動事工、與在地教會合作，將訓練與牧養帶入村莊與家庭，既能保護信徒安全，也能貼近社群需要。
這些策略體現了高度的文化敏感度與靈活回應，既維護信仰群體的凝聚力，也讓福音得以在困難中持續傳遞。
四、神學與宣教反思
尼泊爾教會的經驗提醒我們：福音在受限環境中仍能成長。這不僅是一段人權故事，更是一場關於十字架的神學實踐。以實際的實踐層面來看，尼泊爾的機構與教會，透過集體禱告、禁食、彼此扶持等方式，將苦難神學轉化為具體的生活實踐與心靈資源，使信仰群體在壓力下反而更趨合一與堅韌。而這些信徒在苦難與逼迫中，也發展出深刻且積極的神學詮釋。
（一）苦難與逼迫的神學詮釋：
尼泊爾的信徒們普遍都認為，苦難與逼迫是基督徒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效法基督、檢驗信仰真實性的途徑。
（二） 更加強調禱告和與神的關係：
迫切的禱告和在苦難中親近神，成為信徒的首要回應，他們也認為，在困難中反而會拉近與神的距離，讓信仰生命更加堅實。
（三） 群體的守望與盼望：
在集體面對苦難時，信徒彼此守望、禁食禱告，而教會的共同意識反而在壓力下更加緊密。
（四） 苦難帶來的屬靈祝福與見證：
許多尼泊爾的信徒都將苦難視為神塑造、堅固信仰的工具，在逼迫中經歷神蹟與生命更新。
從尼泊爾當地的經驗當中可以看到，尼泊爾基督徒在面對法律壓力、社會排斥與實質逼迫時，透過集體信仰經驗和聖經教導，反而更加的依靠神、彼此鼓勵，並將苦難視為參與基督受苦、見證福音的神聖途徑。透過這樣的神學反思，尼泊爾基督徒不僅在逆境中得著屬靈的力量與盼望，也將苦難轉化為信仰深化與群體合一的重要資源。
五、行動建議與牧養關懷
- 為受逼迫教會代禱與連結。台灣的教會可透過宣教夥伴機構（如Open Doors、OMF、YWAM等等）了解尼泊爾教會現況，定期為信徒代禱並提供適當的支持。
- 在神學教育中納入宗教自由議題。神學院應將「宗教自由與迫害神學」列入課程，培養學生在面對限制時具備公共神學視野與跨文化敏感度。
- 促進區域性研究與倡議。鼓勵亞洲教會與研究中心建立合作平台，共同關注南亞宗教法規的發展。透過出版、論壇與媒體報導，喚起國際社會對尼泊爾宗教自由倒退的關注。
- 牧養受傷的信徒群體。逼迫帶來恐懼與心理創傷，教會需建立靈性與心理輔導機制，協助信徒在苦難中重建信仰信心。
六、結語：逼迫中的福音光輝
尼泊爾的宗教迫害提醒世人：宗教自由並非法律文本上的一句口號，而是信仰群體真實的挑戰。當政府以「防止強迫改宗」為名壓制信仰表達，教會卻以更謙卑的姿態回應——以愛抵抗恐懼，以禱告回應逼迫。這片喜馬拉雅山脈的土地，見證了信仰在困境中的萌芽。尼泊爾的信徒並未因限制而沉默，反而更深地活出福音。正如特土良所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今天，這句話在尼泊爾的巷弄、在山村的聚會屋中，仍真實地被重述。福音在尼泊爾，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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