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愛丁堡大學世界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曹榮錦博士(Dr. Alexander Chow)
幾年前,我在美國一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有關「漢語神學」( Sino-Christian theology )的論文,談及中國學者如何嘗試在不具宗教色彩的中國學術圈內,為神學研究爭取一席之地。
會後,我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所以,現在中國人能生出自己的神學了嗎?」我不禁愣了一下——這位提問者難道沒留意到,我才剛滔滔不絕地講了二十分鐘嗎?我主要講述一九九○年代的漢語神學運動如何匠心獨運,為中國的社會與政治議題開闢了新的神學進路。我的演講應該不至於如此沉悶吧!
不過,這位提問者似乎也不曉得,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基督教神學的發展其實碩果纍纍。其中一位神學巨擘,首推趙紫宸(生於一八八八年,卒於一九七九年)。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即獲選為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六位主席的一員,其五卷文集也已在數年前出版。然而,我憑什麼期待,這位提問者知道趙紫宸這號人物呢?畢竟,他的名字在西方圈子裡確實鮮為人知。不過,歐美同樣有許多神學家也是名不見經傳,卻是同等重要。
過去約十五年間,自愛丁堡大學任教直到如今,我逐漸意識到,在基督教神學研究中遭到忽視的對象,並非只有中國基督徒。多數世界(Majority World)的大量神學作品同樣遭受漠視。乍看之下,許多神學院學生和基督教學者將「世界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y)視為一種簡稱,用以指稱那些在「遙遠他方」奇特的基督教表現方式。然而,世界基督教真正凸顯的,是一個普世宗教的動態本質,且在相遇與衝突之間、延續與斷裂之間、增長與衰退之間,不斷演變。
在基督教學術研究中,最傾向現象學分析的學科,往往也最能擁抱世界基督教的主張。社會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民族誌學家和社會學家,將變遷與差異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始終站在世界基督教研究的第一線。
相較之下,神學和聖經研究等強調「正統」神學主張(關乎具超越性的上帝以及祂如何與世界建立關係)的學科,則較為排斥世界基督教的發展。啟蒙運動崇尚追求「合理」與「客觀」的信仰,令這種排斥更是雪上加霜。誠然,雖然處境化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往往是個絆腳石,但仍需承認其在人理解聖經和神學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最重要的那位,始終是那位在受造秩序中啟示自己的全然他者(Wholly Other)。儘管上述學科有這種理性傾向,基督徒實際活出的信仰經驗,以及他們與神學和聖經之間的互動,往往遠比這些學科所呈現的更加多元。
神學所關注的重點,是一位具有超越性的上帝——祂藉著基督的自我啟示,靠著聖靈的大能,使自己在受造界中被人認識。 然而,我們這些受限於人的思維、經驗、語言的人類,竟膽敢開口談論那位「不可言喻者」。有關一位永不改變之上帝的普世性福音宣告,與我們在瞬息萬變世界中的主觀處境之間,兩者始終存在張力。
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套源自西方的「純正」、「正統」神學,能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亞洲或非洲。神學觀念與經驗之間的折衷及對話,其實更為複雜。因此所生的神學詮釋和聖經解讀可能新穎而有創意,有時卻曲高和寡、甚至令人不安。這些觀點均為普世教會對世界基督教的表達方式,儘管有人可能對此抱持保留態度,但正如西方曾經走過的路,這些都是普世信仰探索理解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