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任教師/張楷弦


    主要由於自己的屬靈生命受惠於信友堂豐富、深刻的講台餵養,我在 2008 年進入華神道碩科就讀時,已經清楚自己蒙召是要服事華人的神學教育,特別是要服事那些將會在教會講台事奉的未來傳道人。因此,我也清楚自己畢業後勢必要繼續進修。很感謝華神老師,在道碩期間給了我嚴謹的語言和解經訓練,帶給我對聖經研究的胃口,堅定我的心志去培養能傳講聖經信息的傳道人。雖然曾經擔心自己道碩時對當代學術議題仍所知甚少,但後來實際面對後才知道基本功的紮實有多重要,而這是當時華神老師所帶給我的。

    一直以來,我計畫進修的焦點是新約。我特別有興趣和研究熱忱的,是初代教會在基督的十字架和復活之後,如何在內外壓力的交迫之下掙扎,並在當中領受上帝的帶領和光照,漸漸成長、發展、呈現出新約時期的體質與思想。在申請學校時,也是朝這個方向的師資去探索。當時所申請的幾所學校,都是在新約的歷史研究方面夙負盛名。然而,因為自己大學時期曾到英國愛丁堡旅遊,對那裡的美景和人文氣息難以忘懷,故心中覺得最理想的,乃是當時在「歷史的耶穌」這課題上名聞遐邇的愛丁堡大學。但最後,主要在經費的考量下,上帝帶領我來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當然,兩校都有極高的學術水平,也各有專長,但如今回首撰寫我個人的「學思歷程」,就實在感恩上帝帶領我到了最適合我的地方。

    我註冊於多倫多大學的威克里夫神學院,這樣的學術環境,簡單來說,就是福音派神學院坐落於世俗大學的宗教人文研究、以及四所非新教福音派的神學院當中。這個環境的優勢,是我剛進入博士班時還不能領略的。首先,整個大學加上多所神學院完備的新約相關師資陣容,開廣了我對新約課題的眼界,我有機會、也有資源朝自己最有熱忱的方向探索。第二,我所註冊的威克里夫學院,既是福音派神學院,也是擁有當今一流神學家的神學院(特別是屬後自由神學的 Ephraim Radner)。其他幾所神學院則進一步讓我認識了不同宗派,包括天主教的思想。威克里夫學院強烈的神學氛圍,不但能幫助我面對自由學術戰場的激烈辯論時能持守信仰,更能幫助我描繪整體的神學藍圖,讓我能夠看見「神學」這門學科的整體運作。第三,世俗大學的宗教人文研究,這部分乍看之下,角色應與神學氛圍相反,然而兩者對我在學術上的幫助卻是類似的。因為身處於世俗大學之中,透過與宗教系、古代近東研究中心、古典學系、哲學研究、以及與其他的人文科系師生高頻率、高強度的互動,我有機會看見「神學」在人文社會學科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面對的挑戰。

    這種對整體藍圖的認識,不斷鼓勵、催逼我參與當代學術討論和跨領域的對話,包括參與國際研討會,也包括發表期刊文章。我非常珍惜這些參與和發表的機會,在好幾位老師的引導之下,從博士班第二年開始,我就非常頻繁地浸泡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正式討論當中。也因地緣之便,我幾乎年年到美國參加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的年度研討會去發表研究成果,也與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流。如前所述,過去華神老師為我奠定的解經基本功,在這些交流中極有幫助。但這些參與和發表並不是一開始就順利,我永遠記得自己第一次在研討會發表的時候,特別為自己的英語能力擔心,結果也就因為緊張而聽不懂第一個對我提出的問題,接著就更緊張而腦袋一片空白,再也無法聽懂任何問題,全場聽眾則因尷尬錯愕而不敢再問。那次的難堪經驗結束後,我暗暗告訴自己,將不再參加任何非中文的學術會議。感謝主我並沒有真的永不參加,上帝的恩典和家人的支持,幫助我度過這個難關,以至於我能夠有後來一次又一次的收穫。這些學術參與,幫助我更多掌握當前學術脈動,和自己研究的定位。

    這樣有建設性的學術對話,不只發生在嚴謹的研討會當中,也發生在教會、餐桌、酒吧的輕鬆笑談之間。許多西方學者喜歡花時間帶學生在哲學小徑漫步,或是在酒吧中辯論。正如我在讀道碩時,周學信老師與胡維華老師也極花心思共組「胡周食堂」,在餐桌上與學生共談神學與時事。

    此外,多倫多本就是個充滿活力且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不同背景、價值觀的人們在這裡相遇、激盪。於是,除了許許多多親切接待我們的朋友之外,我在博士班期間還特別認識了幾位讓我終生難忘的學術摯友。Warren 和我一樣是福音派背景,研究新約與第二聖殿猶太文獻之關聯;Ethan 自詡神學家,他也是福音派,他反對許多聖經研究所採用的人類學或社會學進路,他希望反過來做「神學人類學」(theological anthropology);Bruce 走歐陸哲學路徑研究新約,他還帶我參加美洲原住民教會;Greg 和 Brigidda 是宗教系的無神論者,研究新約時期基督教的歷史,特別後者研究古代希羅社會的禮儀與宗教經驗,而我剛好研究保羅書信中的洗禮和聖靈。這些不同觀點的朋友,在極佳的感情基礎上,不時在談笑間尖銳甚至苛刻地攻擊彼此的立場,這種友誼和對話是我的學思歷程當中彌足珍貴的一環。事實上,我和太太宗蓉這幾年的神學對話,也經常是火花四射。她研究舊約,又接觸了一些當代社會的思想和研究,很多時候讓我不得不從沒那麼習慣的觀點來反省和思考。

    但是,有時信仰立場或學術方向的衝突還是不易協調。我的論文指導老師 John Kloppenborg 原本是多倫多大學最有名的宗教系教授 。他不是神學院老師,但因為他的名氣,我原本一直希望能受他指導,他也很欣賞我一篇關於古代文士如何使用來源資料的文章,鼓勵我發展為論文並出版。其實,這個題目是有機會進一步探討「歷史的耶穌」之議題,這也就是我當初想去愛丁堡的理由。但經過了幾年的神學洗禮,後來我真正有興趣、願意多花時間研究的,更是與新約時代基督徒的神學思想有關的議題,也是我認為更能直接幫助華人神學教育之議題。

    但我一時間又放不下大師的學術功力。於是,我挖空心思地設計了一個題目,透過 Kloppenborg 在當代希羅社會背景的專長,要探討一些保羅在復活方面的神學觀念。我如此設計,目的是要能朝我想探索的神學方向研究,又能受教於這位古代社會結構大師,而我一開始也成功說服了大師。但當這個研究計畫越往前走,我的研究方法發展得越成熟,與 Kloppenborg 的分野就越是明顯。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位教授的學術興趣和專長是古代希羅世界,我的學術興趣則是初代基督教會的神學,他透過後者留下的文獻(即新約聖經)探索前者,我卻是剛好反過來。這個可說是因信仰或呼召而起的關鍵差異漸漸浮現,最終成了我在博士論文階段無法跨越的鴻溝。因為我仍不希望在研究焦點妥協,經過反覆的討論,我很幸運能順利轉換指導教授,但 Kloppenborg 仍願意留在我的指導委員會中,也繼續給了我許多幫助。雖然整個過程多花了時間,但我在當中學到了許多功課,有學術上的,也有信仰上的。

    寫論文最後的階段非常辛苦,能夠走過,除了與我太太和幾位至交好友持續著有趣又激烈的對話,和女兒聆希對我真誠的情感,還要感謝在台灣家人的支持,以及華神的師資培育計畫。雖然在這裡寫了很多與學術直接相關的事情,但所謂學思歷程實在是個更龐大且充滿各種情緒的歷程,許多時候我做的決定是滿滿的學術理想而不切實際,身邊愛我的人卻是非常實際地陪我一起走過。感謝主的恩典不但在我身上,也在我家人身上,在母校當中。如今終於回到華神,照所蒙的恩召要服事神學教育,心中對學術、對學與思的夢想未有稍減,而是躍躍欲試。期待繼續自己的學思歷程,也期待實際地陪伴一些人走他們的學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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