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任教師／張楷弦
主要由於自己的屬靈生命受惠於信友堂豐富、深刻的講台餵養，我在 2008 年進入華神道碩科就讀時，已經清楚自己蒙召是要服事華人的神學教育，特別是要服事那些將會在教會講台事奉的未來傳道人。因此，我也清楚自己畢業後勢必要繼續進修。很感謝華神老師，在道碩期間給了我嚴謹的語言和解經訓練，帶給我對聖經研究的胃口，堅定我的心志去培養能傳講聖經信息的傳道人。雖然曾經擔心自己道碩時對當代學術議題仍所知甚少，但後來實際面對後才知道基本功的紮實有多重要，而這是當時華神老師所帶給我的。
一直以來，我計畫進修的焦點是新約。我特別有興趣和研究熱忱的，是初代教會在基督的十字架和復活之後，如何在內外壓力的交迫之下掙扎，並在當中領受上帝的帶領和光照，漸漸成長、發展、呈現出新約時期的體質與思想。在申請學校時，也是朝這個方向的師資去探索。當時所申請的幾所學校，都是在新約的歷史研究方面夙負盛名。然而，因為自己大學時期曾到英國愛丁堡旅遊，對那裡的美景和人文氣息難以忘懷，故心中覺得最理想的，乃是當時在「歷史的耶穌」這課題上名聞遐邇的愛丁堡大學。但最後，主要在經費的考量下，上帝帶領我來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當然，兩校都有極高的學術水平，也各有專長，但如今回首撰寫我個人的「學思歷程」，就實在感恩上帝帶領我到了最適合我的地方。
我註冊於多倫多大學的威克里夫神學院，這樣的學術環境，簡單來說，就是福音派神學院坐落於世俗大學的宗教人文研究、以及四所非新教福音派的神學院當中。這個環境的優勢，是我剛進入博士班時還不能領略的。首先，整個大學加上多所神學院完備的新約相關師資陣容，開廣了我對新約課題的眼界，我有機會、也有資源朝自己最有熱忱的方向探索。第二，我所註冊的威克里夫學院，既是福音派神學院，也是擁有當今一流神學家的神學院（特別是屬後自由神學的 Ephraim Radner）。其他幾所神學院則進一步讓我認識了不同宗派，包括天主教的思想。威克里夫學院強烈的神學氛圍，不但能幫助我面對自由學術戰場的激烈辯論時能持守信仰，更能幫助我描繪整體的神學藍圖，讓我能夠看見「神學」這門學科的整體運作。第三，世俗大學的宗教人文研究，這部分乍看之下，角色應與神學氛圍相反，然而兩者對我在學術上的幫助卻是類似的。因為身處於世俗大學之中，透過與宗教系、古代近東研究中心、古典學系、哲學研究、以及與其他的人文科系師生高頻率、高強度的互動，我有機會看見「神學」在人文社會學科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面對的挑戰。
這種對整體藍圖的認識，不斷鼓勵、催逼我參與當代學術討論和跨領域的對話，包括參與國際研討會，也包括發表期刊文章。我非常珍惜這些參與和發表的機會，在好幾位老師的引導之下，從博士班第二年開始，我就非常頻繁地浸泡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正式討論當中。也因地緣之便，我幾乎年年到美國參加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的年度研討會去發表研究成果，也與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流。如前所述，過去華神老師為我奠定的解經基本功，在這些交流中極有幫助。但這些參與和發表並不是一開始就順利，我永遠記得自己第一次在研討會發表的時候，特別為自己的英語能力擔心，結果也就因為緊張而聽不懂第一個對我提出的問題，接著就更緊張而腦袋一片空白，再也無法聽懂任何問題，全場聽眾則因尷尬錯愕而不敢再問。那次的難堪經驗結束後，我暗暗告訴自己，將不再參加任何非中文的學術會議。感謝主我並沒有真的永不參加，上帝的恩典和家人的支持，幫助我度過這個難關，以至於我能夠有後來一次又一次的收穫。這些學術參與，幫助我更多掌握當前學術脈動，和自己研究的定位。
這樣有建設性的學術對話，不只發生在嚴謹的研討會當中，也發生在教會、餐桌、酒吧的輕鬆笑談之間。許多西方學者喜歡花時間帶學生在哲學小徑漫步，或是在酒吧中辯論。正如我在讀道碩時，周學信老師與胡維華老師也極花心思共組「胡周食堂」，在餐桌上與學生共談神學與時事。
此外，多倫多本就是個充滿活力且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不同背景、價值觀的人們在這裡相遇、激盪。於是，除了許許多多親切接待我們的朋友之外，我在博士班期間還特別認識了幾位讓我終生難忘的學術摯友。Warren 和我一樣是福音派背景，研究新約與第二聖殿猶太文獻之關聯；Ethan 自詡神學家，他也是福音派，他反對許多聖經研究所採用的人類學或社會學進路，他希望反過來做「神學人類學」（theological anthropology）；Bruce 走歐陸哲學路徑研究新約，他還帶我參加美洲原住民教會；Greg 和 Brigidda 是宗教系的無神論者，研究新約時期基督教的歷史，特別後者研究古代希羅社會的禮儀與宗教經驗，而我剛好研究保羅書信中的洗禮和聖靈。這些不同觀點的朋友，在極佳的感情基礎上，不時在談笑間尖銳甚至苛刻地攻擊彼此的立場，這種友誼和對話是我的學思歷程當中彌足珍貴的一環。事實上，我和太太宗蓉這幾年的神學對話，也經常是火花四射。她研究舊約，又接觸了一些當代社會的思想和研究，很多時候讓我不得不從沒那麼習慣的觀點來反省和思考。
但是，有時信仰立場或學術方向的衝突還是不易協調。我的論文指導老師 John Kloppenborg 原本是多倫多大學最有名的宗教系教授 。他不是神學院老師，但因為他的名氣，我原本一直希望能受他指導，他也很欣賞我一篇關於古代文士如何使用來源資料的文章，鼓勵我發展為論文並出版。其實，這個題目是有機會進一步探討「歷史的耶穌」之議題，這也就是我當初想去愛丁堡的理由。但經過了幾年的神學洗禮，後來我真正有興趣、願意多花時間研究的，更是與新約時代基督徒的神學思想有關的議題，也是我認為更能直接幫助華人神學教育之議題。
但我一時間又放不下大師的學術功力。於是，我挖空心思地設計了一個題目，透過 Kloppenborg 在當代希羅社會背景的專長，要探討一些保羅在復活方面的神學觀念。我如此設計，目的是要能朝我想探索的神學方向研究，又能受教於這位古代社會結構大師，而我一開始也成功說服了大師。但當這個研究計畫越往前走，我的研究方法發展得越成熟，與 Kloppenborg 的分野就越是明顯。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位教授的學術興趣和專長是古代希羅世界，我的學術興趣則是初代基督教會的神學，他透過後者留下的文獻（即新約聖經）探索前者，我卻是剛好反過來。這個可說是因信仰或呼召而起的關鍵差異漸漸浮現，最終成了我在博士論文階段無法跨越的鴻溝。因為我仍不希望在研究焦點妥協，經過反覆的討論，我很幸運能順利轉換指導教授，但 Kloppenborg 仍願意留在我的指導委員會中，也繼續給了我許多幫助。雖然整個過程多花了時間，但我在當中學到了許多功課，有學術上的，也有信仰上的。
寫論文最後的階段非常辛苦，能夠走過，除了與我太太和幾位至交好友持續著有趣又激烈的對話，和女兒聆希對我真誠的情感，還要感謝在台灣家人的支持，以及華神的師資培育計畫。雖然在這裡寫了很多與學術直接相關的事情，但所謂學思歷程實在是個更龐大且充滿各種情緒的歷程，許多時候我做的決定是滿滿的學術理想而不切實際，身邊愛我的人卻是非常實際地陪我一起走過。感謝主的恩典不但在我身上，也在我家人身上，在母校當中。如今終於回到華神，照所蒙的恩召要服事神學教育，心中對學術、對學與思的夢想未有稍減，而是躍躍欲試。期待繼續自己的學思歷程，也期待實際地陪伴一些人走他們的學思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