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中心主任/邱顯正
思考宣教神學、教導宣教歷史、訓練跨文化宣教士、參與宣教運動、實地考察當今的宣教現況與策略、並且與各地宣教夥伴攜手同行,以人類學的眼光、處境化的實踐、對海外宣教士及其子女的關懷、建立華人教會完整的宣教生態系統,從兒童主日學的宣教教育,宣教動員、差派機制的建立、工場宣教事工的開展、宣教士到進修、到宣教士退休終老的關顧,以促進基督教會在全地落實天國的價值和影響力,這些議題可以說是我一生的呼召,也是個人在華神宣教中心的崗位上,日夜思念的主題。
自從使徒行傳所記載,五旬節聖靈降臨的那一天開始,直到2010年第三次洛桑福音大會在南非開普敦舉辦,很快2024年第四次首爾洛桑大會已經緊鑼密鼓地籌備當中。我們看到這兩千多年來,神的僕人使女們都在自己所處的、上帝所量給他們,在歷史長河中短暫存在的時空中,努力不懈地嘗試、順服、甚至希望在他們那一代完成主耶穌所交付的大使命。於是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宣教典範。在 David Bosch(1991)的鉅著《更新變化的宣教》一書中,嘗試用一句話、或一節經文來概括幾個歷史階段或教會宗派的宣教典範,相當具有提綱挈領的醒目功效。他說:
《馬太福音》:以培育門徒為宣教。登山寶訓是作主門徒的大憲章,大使命也是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馬太引用主耶穌所吩咐的話,在面對猶太人和羅馬帝國日益迫近的逼迫中,繼續培育能承接大使命的門徒。
《路加福音—使徒行傳》:力行饒恕仇敵與關懷窮人之道。路加福音四章18-19節特別提到「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故意省略所引用的以賽亞書六十一章2節彌賽亞的就職演說裡「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拿撒勒會堂裡的鄉親,先是稱讚他,並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但隨著耶穌進一步說明祂來人間的目的,不只是為了猶太人,更是為了外邦人。不是為了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而罪得赦免;不是為了復興以色列國,乃是要成就亞伯拉罕之約,叫萬民、特別是窮人因他得福。猶太人就不肯了,竟然義憤填膺地想把耶穌推下山崖。
《保羅的宣教觀》:邀請人進到末世的群體中。既然彌賽亞已然來臨,為罪人受死又復活升天,很快就要再回來。那就沒有時間蹉跎,要盡快把福音傳到地極,所以「保羅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羅十五20)也就不難理解了。
《東正教的宣教典範與代表性經文》:「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與西方教會偏愛保羅的救贖輪,東正教似乎更偏愛約翰的神學,他們的聖餐採用有酵餅正是表彰他們的神學是要基督徒作鹽作光、作麵酵,溶入充滿黑暗與仇恨的世界,潛移默化,改變這世界,成為充滿愛與光明的國度。
《中世紀羅馬公教的宣教典範》:「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裡,勉強人進來,坐滿我的屋子」(路十四23)自從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以後,整個帝國的基督化就是皇帝的責任,在其統治範圍內,要派駐軍隊去維持秩序,派神職人員去教化百姓。政教合一的世界觀,自然不容帝國內的子民有不同的信仰,不管願意或不願意,都要勉強他們進來參加神所預備的宴席。即便日後面對宗教改革與新教的挑戰,西班牙、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宣教模式,基本上還是如同路加福音十四章23節所描述的一樣,軍隊與神父坐著同一艘戰艦駛入被殖民的領地。
《更正教改教時期的宣教典範》:「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一16)這段時間所發展出來的宣教典範,最大程度上,延續到更正教重視教義及聖經權威、釋經講道、主動積極佈道、傳福音、植堂的傳統,不受有形的框架限制。但是副作用也相當明顯,就是動不動就分裂教會,各自堅持自己的神學立場,彼此批評,很難合一,這樣的DNA,好像深入更正教的骨髓,出現成千上萬的宗派。說好聽是百花齊放、非常靈活;說難聽一點就是驕傲自大,個人看自己比別人強。希望在普世宣教的大業上,各宗派能多多合作,在基要真理上堅持,無可厚非;在次要真理上,應該要彼此包容,為普世宣教而心手相連。
《啟蒙覺醒時代中的宣教》:「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而所謂豐盛的生命,不自覺地與西方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科技突飛猛進所帶來的西方文化、醫療、教育及生活方式息息相關。這個階段的宣教,固然有因耶穌之愛的激勵和追求神的榮耀所帶來的學生志願運動,還有基督徒覺得上帝既賜福給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天命當然就是要去祝福萬國萬民。然而,這樣美好的動機卻與西方國家殖民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糾結,因此基督教也常常被視為文化侵略,惹動宣教地的守舊人士開啟頑強民族主義模式,控告基督教是洋教,騎著洋槍大砲入侵,還摧毀了各地的原住民文化。等到二十世紀50-60年代,各國紛紛脫離殖民的宗主國而獨立後,福音如何處境化,把福音如同種子帶到宣教地,而不是如同盆栽,整盆搬過去,就成為當務之急。進入21世紀,多元文化的後現代,更是如此。
福音處境化
說到福音處境化,21世紀最有名的典範之一,當數John Travis (注1) 提出的C1-C6光譜,在穆斯林歸主運動中現存的教會形式。因為在穆斯林為主的世界中,有些是以較為基要派,甚至激進的伊斯蘭意識形態來統治的國家,不容許有伊斯蘭以外的宗教活動,教會只能以地下形式秘密聚會,改信基督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只能以C5-C6的型態聚會。也有些是比較世俗的伊斯蘭統治,容許相當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穆斯林歸主以後可以加入當地的基督教會,可以用C1-C2的型態。 所以C1-C6只是照個別處境現況忠實描述,不是在提倡哪一種方式最殊勝。然而,在西方或民主自由國家陣營裡頭,也有愈來愈多的穆斯林移民,而這些國家中的媒體對伊斯蘭教的呈現、描繪則呈現另外一種面貌,有些會把伊斯蘭妖魔化,認為全然由撒旦魔鬼而來的營壘,旨在抵擋上帝永恆的旨意,基督徒的護教家或用apologetic(D4)或polemic(D5)方式與之對話、辯論。但也會有較為友善的國家,媒體把伊斯蘭教描繪為和平的宗教,絕無強迫,反正條條道路通羅馬(或麥加)此乃混合主義式的宗教(D1);或至少住在同一片土地,要和平共存,不要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D2共存共榮)。位在黎巴嫩的ABTS(阿拉伯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授 Martin Accad,就提出福音處境化的SEKAP(D1-D5)光譜(注2),來解釋基督徒-穆斯林的關係(如下圖)。
他在今年二月華神宣博課程中,詳細提及Kerygmatic中庸之道,也就是宣揚式的交流。特別是深入理解伊斯蘭學者的著作及觀點,並且理解廣大的穆民乃是一個擁有聖書、傳統先例的統一社群(Umma),避免單方面用基督教的觀點來看全球的伊斯蘭教,造成雞同鴨講、各說各話的情形;的確給宣博的學生開了眼界,甚至與溫和的伊斯蘭學者一同推動全球穆斯林能避免極端的另一扇盼望的窗口(參考穆斯林反對 ISIS 的公開信,注3)。鏡頭拉回全球化、都市化的現代社會,除了少數全職事奉的同工之外,基督徒們每週花在職場的時間遠遠多於在教會,所以迫切需要一個更新的工作神學。宗教改革時代,馬丁路德說「工作即呼召」,然而Dr. Miroslav Volf 「在聖靈中工作」批判到:中世紀時人們的工作多半子承父業,且多半終身從事同一種職業,所以比較與「神的呼召」的概念相容。但是,現代人的職涯常常轉換,有時跳巢轉行的跨度非常大,與傳統的呼召不同,他改從「領受聖靈的恩賜、與聖靈同工、一起更新受造界」的角度來看工作,深具處境化的洞見。宗教改革的口號「教會需要不斷地改革」(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宣教的教會,宣教的典範也持續在更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