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任教師／凃偉文
「Weiwen，我上個星期去匹茲堡時，坐計程車經過 Duquesne University。看著校門口的牌樓，心中就想著：『也許明年 Weiwen 就會來這裡讀書了！』」這是Gordon-Conwell 神學院的講道學老師 Dr. Jeffrey Arthurs 跟我分享他內心的想像。
那時我正在Gordon-Conwell神學院就讀講道學的神學碩士，也跟他提過想要進修講道學博士班的計畫。沒有想到的是Dr. Arthurs不但慷慨地將他手中收集到英國與北美開設講道學博士班的學校資料給我，也很熱心地幫我打電話給Duquesne University的博士班主任 Dr. Calvin Troup (他後來成為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先替我詢問了招生細節，然後建議我去申請該校的博士班。Dr. Arthurs的積極協助讓我感動萬分，唯一讓我卻步的是，Duquesne University 博士班的專業並不是講道學，而是修辭學。
修辭學！這是「啥米碗糕」？這個問題是身為台南子弟，從小在長老會參加台語崇拜長大的我，腦海中冒出來的第一個疑惑。接著想到的是，我從沒學過修辭學和傳播學，貿然去讀博士班，行得通嗎？以前大學讀工程科學系，學的是工程數學、力學、電子學、微機電（不過，以前所學的現在都已經塵歸塵，土歸土了…）。大學畢業，服完兵役之後蒙召進入華神就讀，那時從工程跨領域來讀神學，腦袋已打結過一次，好不容易慢慢熟悉神學的語言，難道要再重頭學另一個陌生的學科嗎？畢竟年紀也稍有了，要這樣折磨自己嗎？雖然有許多遲疑，但是Dr. Arthurs給我的分析意見讓我決定跨出這一步，毅然決然地向 Duquesne University 遞出申請。感謝神，讓我取得入學許可，更感謝神的是，如今回頭看，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雖然已有預備心面對挑戰，但剛入學時仍然挫折累累。所有聽到、讀到的專有名詞、重要人物、思想概念都是陌生的。常常上完課都會讓我想到小時候看電視的靈異節目說鬼故事，有人走辛亥隧道一直走不出來的「鬼打牆」之感：我剛剛在課堂上到底聽到了什麼東西啊！我向Dr. Troup表達我的困難。他是個敬虔的基督徒，也在一間改革宗長老教會擔任治理長老。他一直鼓勵我慢慢地理清這些觀念，會發現修辭學與神學其實是有關聯性的。
老實說，到了寫完論文，拿到學位之後，我還是沒有百分百的把握可以清楚地陳述修辭學與神學應該如何整合，但是略略地能體會修辭學可以給予基督教的傳道者，不論是全職教牧或是帶職信徒，在傳揚聖經信息方面的助益。而幫助我看見修辭學對信息傳播之貢獻的關鍵人物就是教父奧古斯丁（AD 354-430）。
奧古斯丁對基督的委身並沒有侷限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他的著作不單表述個人的信仰體會、神學洞見、釋經要旨，讓歷世歷代的信徒經由他所書寫的文字去體會基督信仰內涵的豐富；同時一般的讀者也能透過他超越時代的思想，聆聽他對人生的重大主題，諸如愛、友誼、情慾、時間、記憶、符號、存在、自我等，所發出的沈思與感想。他的真知洞見能夠帶來跨越時空、民族、語言、文化與信仰疆界的影響力，這得益於他的認識論：「每一個良善的、真正的基督徒都要明白，無論在哪裡發現真理，它都必屬於他的主。」（《論基督教教義》，2.18.28）
奧古斯丁的這段評語是在回應當時教會內部已經爭論超過兩百年的文化議題。基督的教會雖然脫胎於猶太教，卻是孕育於希臘羅馬的文化氛圍中。如同現代的教會不免受到同時期文化思潮、科技媒體、流行術語的衝擊，曾經產生諸如「基督徒能不能看電影？」這一類的辯論；奧古斯丁那時的教會也掙扎於是否可以採用希羅文化來協助傳揚福音的工作。修辭學身為希羅文化與教育中的重要一環，不可避免地成為爭辯的焦點。究竟聖經（神的話）與修辭（人的話）是相容或是對立？
教父特土良（AD 155-220）尖銳地批判希臘哲學，視世俗哲學家為基督教異端的族長。他的名言：「雅典與耶路撒冷何干？」成為當時教會極力摒除希羅文化影響的有力註腳。稍早於他或是約莫同期的初代教父如殉道士游斯丁、亞歷山大的革利免、居普良等都持類似看法。與奧古斯丁同時期的教父，也是其好友，耶柔米曾在信件中生動地描繪他的夢境，反映出當時教會內部正針鋒相對於是否可以援引希羅文化經典於教會聖工。
教會內部對於採用古典文化與修辭理論的衝突與掙扎其實源自於一個現實情況。希羅文化早已透過其廣泛建立的教育系統，深植於帝國所統治的土壤。大多數的初代教父都接受過良好的希羅教育，亦即文法-邏輯-修辭的三重訓練體系。古典希羅教育理念認為，文法的學習，邏輯的訓練都是為了預備一個人可以學習修辭理論，以便在公眾場所合宜地表達思想，陳述意見。教會的教父們，如耶柔米、巴西流、奧古斯丁等，接受古典文化的薰陶，不但擁有極佳的修辭學素養，甚至還有人投身於修辭學的教育工作。希羅文化與修辭學曾經幫助他們成為人生勝利組，如今卻不得不面對過去的專業如何與現在的事奉並存的難題。
奧古斯丁的著作，尤其是《論基督教教義》（拉丁文書名為 De Doctrina Christiana），針對多年的爭論給出極有價值的意見。他的洞見不但建議教會可以合乎中道地使用過去流傳一千年的希羅文化精髓與修辭智慧，同時幫助西方社會在經歷蠻族入侵時，古典文化的資產因著教會的存在與發展得以保存，延續了往後一千年的西方文化。身處於西方歷史從古典時期進入中世紀的轉捩點，奧古斯丁承襲在他之前一千年的「外邦文化典型」（pagan cultural ideal），賦予其基督教精神與意義，並且以嶄新的「基督教文化典型」（Christian cultural ideal），讓其後一千年的西方世界繼續綻放文化的光輝。
雖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嚴厲地批判修辭學，甚至辭去修辭學的教職，造成許多人認為奧古斯丁從此與修辭學分道揚鑣。但奧古斯丁所否定、拒絕的並非是修辭理論、實踐及其對人類文明的價值，而是當時所謂的「第二期智辯派」（Second Sophists），他們不顧真假是非，只為個人利益所形塑的不倫詭辯。透過《懺悔錄》中負面的例證，奧古斯丁對這些希冀以虛浮詞句追求屬世無益榮耀的批判，成為他提倡合宜使用修辭理論來傳揚福音的倫理性保險機制。《論基督教教義》則是他正面的論述、提倡「基督教文化典型」，他一方面提示基督教會應當慎思明辨地採納有助於解釋與傳講聖經的「外邦文化典型」，另一方面指出兩者的最大差異在於前者能領人得到真幸福，亦即享受三一真神，而後者卻只能走向虛無。
為了幫助教會篩選、轉化、慎用「外邦文化典型」，並且建立始於愛、終於愛的「基督教文化典型」，來提升教會的講道、教育與護教工作，奧古斯丁在《論基督教教義》中詳盡地分析各項人文學科與文化實踐的優劣，並且指出信徒對於應用世俗知識的正確態度。除了前面引述「所有真知識都屬乎上帝」的評語之外，奧古斯丁也用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識，以及神吩咐以色列人將金器、銀器、飾品從埃及帶出來用於建造聖所的例證來說明基督徒應當善用神散佈在外邦世界中合乎真理的知識。不但如此，奧古斯丁也解析聖經中使徒與先知們的宣講與寫作中如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修辭的文采與智慧，帶出有力的信息。簡而言之，奧古斯丁提醒教會，當外邦人無法將這些神所賜的普遍恩典用於正途，神的兒女不要因知識被誤用而拒絕，反當轉化它們來榮耀神。相信他當年的建議仍舊可以跨越時空向今日教會中的反智主義者發出真誠的勸戒。
奧古斯丁的建言為當時教會內的文化紛擾畫下休止符，為信徒能夠合宜運用希羅文化的人文知識來服事神國、開闢坦途，也為西方文化資產的保留、延續及發展撐開保護傘。他的思想也為身處層疊書堆一直撞牆的我打開一絲門縫；如同迷船看見燈塔，漸漸走上品嚐修辭與講道交融之美的航道。
感謝神帶領我回到華神，這雖非當初出國進修的目的，但事奉跑道的轉換也讓我思考，或許這是個機會，透過教學的工作，將這個豐富優美但黯淡蒙塵的古典文化傳統，與今日的華人教會分享。期盼自己的些許心得，能幫助華人教牧、信徒在傳揚神國福音的工作上多加一點人文思考的眼光，合宜地「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一28）。
圖說：凃偉文老師（34屆道碩），詹婷婷師母（35屆道碩）與他們的兒女，心詠（9歲），忻言（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