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戈登康威爾神學院副教授╱姚西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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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梳理中國基要主義運動的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定要談到神學教育，第一個原因是，在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爭論當中，圍繞著神學教育的鬥爭，而且特別的激烈，並且從他們的神學教育理念中，明顯地暴露出兩個派別的不同，這也是他們從20至40年代間的主要爭論點。此外，中國近現代的教會歷史，我們可以從多種學科去切入、研究，從坊間各樣不同的書籍也可以看到，甚至研究者不一定是基督徒，這裡我們主要採取神學和歷史的角度切入，因為在研究基要主義運動時，神學和歷史的方法非常根本，是最基本的。

我們已解釋過基要主義基本上，不是太參與社會文化議題，對追趕20世紀上半期不同的社會潮流也不感興趣，他們最關注的就是傳講福音、基要真理、宣教，這是他們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中心關注點，所以他們對社會、文化的參與，相對於自由派來說，是非常少的。如果只單純從社會、文化議題的角度，去研究基要主義的話，恐怕用武之地並不大，所以通常從歷史學、社會學、思想學的領域去研究中國教會史，都會比較關注於自由派的教會領袖或神學家的思想、事工；因為他們常以基督教的角度去關注並談論社會、文化議題，所以從歷史、社會學、文化研究的角度，去關注他們的話，用武之地是較大的，這是情有可原的事實。

所以應該先了解他們的神學，再把他們的神學放進歷史的環境中考察，如此較容易說明基要主義的歷史現象，也較符合他們的精神，了解他們的事工帶給社會的後果，和社會與文化的互動，這些方面其實有很多議題值得去探討。要清楚了解基要主義運動，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他們的神學是什麼？他們的社會和歷史觀又是什麼？這些都是神學性議題，其實越看中國教會過去的神學教育，越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那我們就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教會在神學教育上，做過什麼，經歷過怎樣的發展階段，如何辦神學教育？

中國教會神學教育的過去與今日及教會現狀檢討與未來展望

其實中國教會從很早就開始辦神學教育，時間大約是馬禮遜到中國不久後，可見神學教育對宣教和建造教會的重要性，人才是必備的基礎條件，所以馬禮遜那一代的宣教士看到了這點，就在東南亞、馬六甲等地，創辦了第一間基督教學校──英華書院，後來遷到香港發展成為名校，可說是開創了宣教士主導的中國神學教育先河。

基督教學校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19世紀各宗派進入中國後，開始在各地辦了各式這類型的學校，這些學校就是神學教育的雛型，或被認為是神學教育的草創階段，就是從英華書院時期樹立了標準，所以它基本上是屬於通識教育，不僅是單純的神學教育，不僅是學習聖經、學習宣教、牧養教會，這些都很重要，但此外它也有通識教育，數理化，或一些實用技巧，讓學生有一技之長，有謀生能力，所以其實它是一個結合，是跟類似高中的教育結合在一起，不過它扶植教會的目的是很明確的。而當時的教育水平不高，是隨著宣教的發展才逐步提升，直到晚清才出現類似二年制大學水平的學校。早期傳教士都是多面向的，他們可以一邊建造教會、傳教，同時教書，甚至做一些簡單的醫療事工；他們是當時學徒式教育的主要師資，把學生當孩子養，邊學邊做事，不單純是坐在教室裡讀書，雖然以現在來說不是很專業，但還是早期神學教育的開始。

直到20世紀宣教士在中國的發展，中國神學教育水平才提高，開始出現專門培育傳道人的神學院，尤其20世紀初，神學教育經歷了「超越」的變化，就是辛亥革命、義和團事變後，中國意識到要向西方學習，除了現代化沒有其他出路，所以全國上下都對外開放、改革，建立現代化教育、科學工業化。西方傳教士也看到這點，他們認為這是教會宣教的大好機會，加上自由主義思潮在傳教士間興起，所以各教會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去興辦學校，當時教會的社會事工有爆炸性的增長，當中也包含高等教育。

19世紀只辦到二年制大學，20世紀初，各宗派都辦了自己的學校，最後覺得太浪費，因而合併、資源共享，才出現13所高水平的四年制大學，這些教會大學中都有神學系，或神學院，而他們的迅速成長，帶動以大學為基地的神學發展。而且此時的美國教會，也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因此這是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的黃金時期。

教會大學的結構及神學思想

教會大學多為數個教會合辦，只有少數（如：聖公會的聖約翰、浸信會背景的上海滬江大學、天主教背景的北京輔仁大學）或是獨立宗派才會自行創辦。如果說獨立神學院、教會教育機構，和教會網絡是基要派主要的活動平台，那自由派主要的活動平台就是教會大學和沿海大城市當中的教會機關。因為很多自由派的領袖、神學家，基本上都受過高等教育，喝過洋墨水、留學過，都是高知識分子，回國後不是在協進會等教會機構擔任要職，就是在大學裡擔任教職，所以教會大學基本上就是自由主義的天下、溫床、基地。而且學院式的神學教育，第一追求學術，第二神學思想、信仰較開放，比較傾向於自由派，又是很多宗派合而為一的機構，加上當中的氛圍、走向、理念，都和自由派神學並社會福音指導思想息息相關，所以在神學思想上很難把持。

教會學校面臨民族主義的挑戰

但是這種自由學院式神學主義，並沒有維持多久，到了20世紀下半期，學院式神學教育面對的挑戰與日俱增，外部的挑戰與壓力，其實在1925年之前就已經開始，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興起，在整個20年代都持續不斷的有反對基督教的運動。而這些運動又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連在一起，因為整個教會的宣教事工，包含教會學校，都被看作西方帝國主義在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的一種工具，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樣的說法在20年代中國社會當中的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國共第一次合作，在廣東建立基地後，從1925年的北伐開始，因為北伐的口號就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

在這種民族主義競爭中，矛頭也指向了宣教事工，包含西差會所辦的事業、教會學校。所以北伐期間，國民、北洋政府都提出收回教育權的要求，並要求教會學校需要有條件的登記：教會學校的校長必須是中國人，且不能強迫學生做禮拜，或學習聖經類課程；要讓學生有選擇權，否則學校就必須關門。這對教會學校的神學教育是很大的挑戰。至於內部壓力，就是基要和自由派的分岐，我們知道這些神學院是自由派的天下，他們對耶穌所行的神蹟嗤之以鼻，想拆毀這些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在信仰上根本無法造就人，且基層教會也越發不信任他們，這些學院式神學院基本上是待在教會大學的象牙塔裡，是菁英式、追求極高學術標準的，他們背後有國外的財力支持，並不依靠中國教會供養，所以就和中國基層教會嚴重脫節。

學院式神學院在20、30年代每況愈下，招生越發困難，真正的基督徒或教會宗派，都不願意把子弟送到學院式神學院去，因為送去基本上就是毀掉他的信仰，更不用說成為傳道人，很多學生入學只為了學英文、拿文憑、混口飯吃，至於屬靈的狀況很糟糕，因此招生人數越來越少，到30年代更是直線下降，嚴重衰落。

中國神學院、和聖經學院的崛起

1920年代是獨立神學院逐漸上升的時期，在中國的宣教工廠、神學教育界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一方面自由派學院式神學教育在衰落，另一方面中國神學院崛起，就是在教會大學系統外，由差會或教會直接興辦的神學院迅速崛起，當中金陵神學院和華北神學院實力最強、最具全國影響力。當然還有很多宗派合辦的神學院，但是名氣沒有前兩者大，金陵神學院是1913年由幾個差會在南京合辦成立的，因為教職員來自各宗派，所以既不偏向自由派也不偏向基要派。

至於真正定位為基要主義神學院，且水平最高的是1915年成立的華北神學院。之後在20年代後期，興起大批基要派主導的聖經學院，包含1916年成立的湖南聖經學院，和1920年成立的天津聖經學院等。聖經學院是直接由差會或教會興辦，和教會大學無任何關係，所以在20年代後期，神學教育界發展最快的，是這些獨立神學院，且當中大部分都是較保守、較偏向基要主義的。可以說，華人神學教育的傳統，就是在此時逐漸形成。

以宣教、牧養為本的華人神學教育傳統

接著細談華北神學院和湖南聖經學院，為何提這兩間學校呢? 因為關乎華人神學教育的傳統，華北神學院是長老教會背景的，但是它服務於中國各教會、各宗派，至於它的辦學理念是跨宗派的，且一路成長、發展成中國學生人數最多的，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金陵神學院。它的教學特點，第一：以聖經為權威，聖經是神無誤的啟示，大量的聖經課，包含希臘文、希伯來文，非常強調聖經教導，系統神學也很強，因為長老會強調要給學生一個完備紮實的系統神學教育。隨著建校水平不斷提高，課程內容也擴大，變得比較活潑，讓學生也能學習一些文化、地理、歷史、音樂相關課程。

但是從始至終還是以信仰跟聖經的教導為主，這方面還是遠遠超過金陵及其他大學的神學院，也因此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傳道人，這些傳道人不論在中國或海外都常見到他們的名字，是許多20世紀中國教會的骨幹，甚至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很多老牧師還是回來撐起教會的講台。華北神學院還有一個特點，不僅是課堂學習，還非常重視學生動手的機會、本領，學生必須在暑假或週末到當地教會去侍奉、宣教，所以華北神學院培養的傳道人都非常能幹。

湖南聖經學院是另一個中國基要派、聖經學院中的先鋒。基要派興辦的聖經學院，在規模數量上，遠超過神學院，而湖南聖經學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非常傑出，該校是由內地會葛英華宣教士和洛杉磯聖經學校合辦的。所以湖南聖經學院的另一個身分是洛杉磯聖經學校中國部，在20、30年代，一直到1935年之前都發展的很好，學生人數只略少於華北神學院。招生範圍遍及全國，特別是中國南方。更重要的是他們招了一批著名、在全國都很有影響力的牧者，這批中國基要派的領袖人物，以湖南聖經學院為平台，創辦許多影響全國性的事務，也是當時中國時代論的大本營，這亦是為何時代論在中國教會的影響是如此巨大。

雖然湖南聖經學院定位略低於華北神學院，但是課程設計大同小異，且學術水平、招生標準，都有逐年的提升。課程設計也是以聖經為主，不過畢竟是聖經學校，所以較少其他的課程，整體來說較為單調，也沒有音樂課。但卻比華北神學院更重視學生「動手」的能力，每年都讓師生組成10至12個逐家佈道團，湖南河流很多，特別是暑假時，會讓他們坐著船，沿著河道航行，每到一個村莊，就下船逐家傳福音。此外，學生也常去長沙監獄等最艱困的地方，或是透過函授、通信的方式進行神學教育，在全國傳福音，這就是學習的一部分，讓學生一邊宣教一邊學習。

透過上述兩者就可看出基要派的理念、特點，以聖經為主的課程設計、學術訓練、書本知識、課堂學習，都和宣教、牧養的實踐緊密結合，注重並致力於師資、物力、學術聲譽及地位的提高，卻也不會因此削弱基要派的辦學特點。所以基要派的神學教育是很紮實的，並非不重視教學品質，華人神學教育傳統的形成，從華北神學院、湖南聖經學院就可以看到，是兩個非常好的例子。

49年之後中國大陸教會與海外華人教會的發展

49年之後，因為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的變化，導致中國大陸的教會、神學院與海外華人教會分離、分道揚鑣，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以海外華人的神學教育來說，1949至1970年間，華人的高等神學教育較少，基本上以機構為主，主打聖經學院類的培訓，但是到1970年代，海外華人神學教育有一突破，這個標誌為1970年華神（中華福音神學院）及中神（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出現。

以中國大陸來說，抗戰期間很多神學院，因屬英美背景，包含華北神學院、湖南聖經學院，遭受各式各樣的衝擊，甚至被迫關閉。雖然抗戰後紛紛復校，但很快內戰又興起，所以並沒有完全站穩，1949至1952年間又受到新的衝擊，基本上都被合併到幾個較大的神學院體系中，比如華北神學院因為內戰被迫遷到湖西，最後於1952年跟南方的幾所神學院合併到金陵神學院中；至於北方的就合併到燕京神學院，西方的就合併到西安神學院。所以，在1949年前的基要派神學院，最後都「被合併」消失了。在1949年前，所有中國神學院當中，除了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基本上都不能說是一個研究院，因為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比較嚴格的只招收大學畢業生。直到1980年改革開放後，才又開始呈現向上發展的趨勢。

21世紀神學教育的挑戰

從神學教育角度來說， 今天的21世紀處於關鍵位置，美國的神學教育受世代交替、日益世俗化之影響，年輕人對教會的親和力大大減少，所以美國（包含自由派、福音派）的教會，都是在不同層度的衰落當中，特別是在北方會嚴重一些，這些都實際地影響到神學教育。美國的神學教育大部分都是50至70年代，福音派運動如日中天時建設起來的，至今隨著美國進入後基督教時代、後基督教的社會文化，導致教會收縮變小，支持神學院、和神學院服務的群體，都在縮小，因此挑戰是非常大的：招生不足、財務困難等。神學院面臨必須接受調整、思考未來出路的情況，再加上高科技、新通訊技術、教學手段的發展，現在不僅是美國，包含許多國家的社會情況也是如此。

即使是基督徒，工作越來越忙，社會壓力越來越大，傳統神學教育，比較學院式、全時間的學習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吸引學生，現在的社會讓人們越來越難放下工作、事奉，然後搬到學校，住上3、4年，去修讀道碩學位，現在越來越偏向遠距教學、網上修課、夜間部、部分時間完成學位，所以在各種社會現實、技術手段下，傳統神學教育難以維繫，這種挑戰在世界各地亦然。

21世紀新世代的年輕人之思維、學習思考方式，和上一代都非常不同，在美國就屬於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對福音派教會的好感、親和力都很低，所以美國的神學教育陷在此危機中，困難重重。雖然美國首當其衝，但其他華人教會恐怕也需未雨綢繆，甚或已同樣面臨著類似的壓力。這是危機也是轉機，因為迫使神學教育界要有所創新，充分利用現在的技術手段來進行轉型。至於中國大陸的教會，經過疫情後，該不該有新的調整，如何進行神學教育，不論被逼或是自願，如何更多適應弟兄姊妹們生活上的需要，如何吸引新一代年輕人，在這個歷史關頭，神學教育面臨如此之大的挑戰。

回顧中國教會的神學教育史還是有用的，中國神學教育的發展時間雖然不長，卻歷經好幾個階段，學院、菁英式神學教育的衰弱，和教會嚴重脫節，這也像當今的神學教育，墨守成規，到了一個地步就會和教會事奉、信徒生活脫節，這也是神學教育難以維繫的原因之一，所以有些教會就不一定倚靠神學院，認為神學院可有可無，以前是不可或缺，教會培訓的人才就是從神學院出來的，現在不一定了，很多美國教會的牧師都沒有上過神學院，後來才回去進修，那我們該如何教導這些人，教育的方式一定要有所不同。

中國神學教育史帶給我們的提醒

中國神學教育歷史，其實對我們也有很多提醒，改革開放後有許多想恢復教會大學的呼聲，希望將神學院和教會大學合併，但到底是獨立神學院好，還是教會大學下的神學院好，值得我們思考。不能全盤否定，但盲目追求綜合教會大學會有一定的風險。教會大學還是最適合培養博士類研究型人才，因為當中的研究環境很好。但從美國教會的神學經驗來看，美國大學裡的神學院有幾個是教會能真正信任的呢？是能真正培養撐起教會事工的牧者的呢？其實沒有幾個，所以大學是培養尖端、博士水平人才的好地方，但是對教會牧者的培訓大概還是獨立神學院較好。所以一窺歷史對我們還是有許多提醒，不是沒有幫助的。

基要派的神學理念，在今天還是塑造著華人神學教育的一個重要因素、基本的底色，福音派的神學教育也大同小異，就是以聖經教導為主。所以今天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活在1949年之前基要派的神學教育傳統陰影壟罩下，沒有完全擺脫。但是今天的我們，面對不一樣的社會現實，包含技術手段、如何積極教學，需要我們做出根本性的調整，但是在調整時，不要忘記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甚至19世紀馬禮遜的通才、師徒教育型模式，對我們今天還是有借鏡的意義，過去的神學教育，邊學邊做，師傅帶徒弟式的教育，還是有它的優勢，且今天我們在談論這種新的神學教育思路時，很強調靈修、實務的操作、門徒造就、神學教育品格的造就等，某種意義上就是回歸到最初的神學教育理念，並非完全擺脫了早期神學教育的模式。

中國教會歷史中的神學模式是多種多樣、且歷經好幾個階段而生的，其中有的菁英式神學教育失敗過，所以值得我們思考對於菁英、學院式神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規模要多大？其實希望藉由那樣的平台，為教會培養牧者是不切實的，如何培養牧者和未來的教會領袖？在中國教會歷史上有各種模式、思路可供參考，因此在思考中國、華人神學教育時，要多回顧歷史，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敗的，如此我們可以少走一點彎路。

1949年後中國教會的發展

1949年之後，中國教會和港、澳、台脫節，分道揚鑣，沿著不同方向發展，漸行漸遠。1950至80年代的中國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教影響之大，政策對教會的影響空前絕後，決定教會的命運，甚至影響教會內部生活，是發展事工的關鍵因素。這點在1949年到文革結束期間特別明顯，此時教會思考的是要如何調整與適應這種現實、生存，這當中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1949~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這時教會的處境相對好一些，社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重，有政治運動，但不是太過激烈或頻繁，這時教會的三自運動開始發展，逐步奪取中國教會的主導、發言權，雖然神學院或教會大學在1950年初都被國有化或合併，但是教會本身的架構、框架還在；但是1957年反右之後，政治形勢越發激進，無產階級不斷革命，意味著一波接著一波的政治運動，衝擊全國，且影響範圍甚大。經過反右和大躍進的打擊，教會已經嚴重衰弱，去教會崇拜的信徒嚴重減少，許多教會無法正常運作，1958年時各城市都關閉大部分教堂，然後把剩下不分宗派的信徒聚集到同一個地方，教會呈現急遽衰弱的狀態。

家庭教會的出現、成長，與三自教會的衰弱

1960年代初，大躍進的失敗後，中共將政策調整的溫和一點，等於是讓教會喘了一口氣，但緊接著1966年文革開始，宗教自由、憲法的權力通通被取消。其實早在文革前，家庭教會就已經開始萌芽，隨著外部生存環境惡化，有些信徒便從公開教會轉到家庭當中崇拜。所以文革期間，家庭教會即成為唯一能生存的教會狀態。從海外角度來看，文革時的中國基本上已是無神論的社會，教會完全不見，音訊全無。因此，當時的海外教會曾對中國教會充滿惋惜之情，覺得普世教會在中國，花了上百年時間，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財力，都失敗浪費了，他們認為中國教會完全被摧毀。雖然實際上沒有，但他們不知道。

直到1980年代，社會改革開放、生活逐漸寬鬆，宗教自由也恢復，像是回到了文革之前，甚至比1949年還更寬鬆的狀態，這時教會又復興、從地下冒出來，此時普世教會才了解到，他們在文革期間為中國教會的悲痛、惋惜，實在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因為神一定會保守自己的工作，有時人、差會的工作停止，但神的工作不會停止，教會沒有被根除，到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又重新恢復。

其實有人說1989年對家庭教會非常關鍵，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三自系統的規模、人數相對較強，因為家庭教會是先從農村和基層城市開始復興。1980年後三自恢復的很快，成立了基督教協會，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會議，後來又有一系列緊鑼密鼓，恢復教會的動作，重新開放許多教堂、禮拜，並為培訓教牧人員重開神學院，出版社重新印刷聖經，創辦愛德基金會等社會慈善，開展對外的交流。所以在80年代還是有新的氣象，這時主要領袖就是丁光訓主教。但是1990年代之後，三自的發展趨緩，雖然人數還在成長、規模還在擴大，但是不如家庭教會迅速，特別是1990年代或21世紀初，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社會成員的組成成分都有很大的改變。

現代的中國教會，包含家庭或是三自教會，已經形成多元化的趨勢和格局。從三自來說，他們之所以在1990年末期到21世紀初期間發展較緩慢，有外在的限制，也有內在的原因。丁光訓主教主導的神學思想建設，其實對三自產生很大的創傷，因為丁光訓主教的神學有自由主義色彩，他為了主張自己的一套，而淡化因信稱義，消除、改變中國教會基要主義的底色，但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家庭和基層三自教會都遭到非常大的反彈和抵制，對三自的形象更是進一步的打擊，某種程度嚴重阻擋三自在21世紀的發展。

展望未來教會的發展

回顧過去改革開放到今天，家庭教會成就很大，但挑戰也很大，之前雖然成長快速，但這幾年隨著內外因素變化，發展便趨於平緩，甚至停滯、衰弱。其中政教關係是擺脫不了的，有人曾比喻說，中國的政教關係，就像是個有中心點的鐘擺，有時向左，有時向右，好像政策有時緊，有時寬鬆，在當中會略為調整，但整個框架不會被打破。通常實際情形確實是如此，但這個鐘擺論能否說明最近幾年的收緊呢？其實是有點難度的，因為這次收緊之力度及持續程度好像是前所未有的。

對教會壓縮的程度很明顯，這是外部的挑戰；內部的挑戰，就像是神學方面的建設，是否有混亂的地方？又和宗派的興起有關，所以要如何評價宗派的興起？不論什麼宗派，想要在中國有前途，一定要接地氣，在初期囫圇吞棗是免不了的，但希望未來能更成熟，發展出更適合中國的處境，並且和傳統應該要有一定程度的對接。雖然有些宗派的興起是因為傳統已經難以讓當今的教會走下去，所以對傳統有些反叛和拋棄，但有時我們在思考未來的路時，會太急於效法韓國、美國的經驗，囫圇吞棗，生吞活剝。

總之宗派最好能夠切實服務到教會，能夠接地氣，其實中國教會的跨文化宣教是非常受普世教會關注的，這是一個很好的動向，但還有很多功課得要學。就早期1949年前的宣教來說，有很多功課可以學習，當年這些為主獻身的無名傳道人，那種甘願受苦、背十字架，放棄世界的權勢，不跟世界相爭的精神，就是我們今天宣教士該有的精神。當走進任何宣教工場時，千萬不能帶著超級大國國民的心態，或倚靠經濟、國家的勢力，有意無意地進行宣教事工，因為我們不是靠著自己的能力、本領，而是靠著神的靈，是真正謙卑的在當地服務、宣教。雖然會受苦，但還是要帶著那種無名傳道人的精神，踏進工場。

普世教會其實很看重中國教會，很想跟中國教會學習，特別是家庭教會，這是西方世界沒有的，如此大規模且持久，這是中國教會的獨特路線。如果說中國教會對普世教會神學上有什麼獨特貢獻的話，最標誌性的就是家庭教會，這值得我們去珍惜、思考。中國教會的底色，與過去基要主義運動息息相關。最後我們應該展望未來，就算是現在前所未有的壓力、空間的收窄也好，或是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也好，既是空前的危機，也是機會。老子說「福禍相倚」，壓力或疫情確實造成了不便，但這也促使教會轉型、去探索新的路向，國外教會的模式在中國不一定合適，甚至危機重重，中國本土產生的東西，也許那個價值會重新浮現出來。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回顧中國教會史之重要原因。（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