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任老師╱凃偉文
新講道學是一波發端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講道更新運動，但被稱為「新」講道學，它究竟為何而新？與所謂的「舊」講道學相比，兩者的差別又在哪裡？
吉布森(Scott Gibson)指出：「新講道學之新，在於它脫離了傳統式講道以及巴特福音宣揚式講道。傳統式講道強調概念意義的傳遞，而宣揚式則著重其中介性。」1 對傳統式講道的批判可見於新講道學的提倡者克拉達(Fred Craddock)的名著As One without Authority。在書中克拉達指出北美神學院當時的講道學課程並不受重視，很多是由大眾演講的教師教導，因此造成所教出來的講道不能適切反映福音或信仰的本質，而只是希臘式修辭。2 至於巴特福音宣揚式的講道則是極力反對在講道中運用修辭手段作為媒介，結果卻走向另外一個宣講的極端。這兩者都成為促進新講道學萌芽、發展的推力。
事實上講道與修辭從第四世紀開始，因著奧古斯丁著作《論基督教教義》⟫⟫的倡議，就已經締結了深刻的夥伴關係，教會的傳道者一方面從聖經與神學發掘講道的內容(content)，另一方面則從修辭理論中習得傳講信息的形式(form)。這個形式與內容的整合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都沒有太多的改變，甚至當時許多的講道學課本也都鼓勵學生閱讀古典修辭的著作以增進講道的能力。
但是修辭與講道的結合到了二十世紀初卻有了改變。3 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許多實踐神學的學科紛紛有了新的氣象。基督教教育、教牧神學、行政管理分別結合教育理論、心理學、組織理論而呈現新的面貌。唯獨修辭學卻沒有新的動能，同時在學術領域中逐漸被弱化、忽視，甚至被併入英文系所裡面，被視為一種純文學分析的工具。因此當其他的實踐神學因著結合新的領域而重新發揚光彩時，修辭學，這個講道學年邁的配偶，彷彿被裝上了人工呼吸器，甚至到後來這個呼吸器還被巴特拔掉了。
隆恩指出修辭學遭受到巴特的攻擊源於後者認為人性的希望唯獨來自上帝，而非來自人類的任何能力，即使是人心中最單純、屬靈的動機，希望親近上帝，也是來自神聖的禮物。而當巴特將這個概念落實在講道上，修辭被視作人為的幫助，提示人如何設計講章結構，如何善用語言，如何選擇例證，如何運用聲調。然後宣稱講道者按照這樣的方式就能在人心裡引致某種作用，產生效果。換句話說，巴特認為修辭理論意圖在形塑一個人為處境，讓福音的宣講來配合這個人為處境。如果講員沒有按著聽眾的聆聽能力以及處境來設計講道，形塑講章成為一個適合聽眾聆聽的模式，那講道會失效。但這對巴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認為講員應該把這種對聽眾處境的考量從講道中挪開，真正指導講道的不是聽眾處境而是福音。隆恩比喻巴特的作法等於是開心地在修辭學的心臟上補了最後一刀，然後呼籲剛剛成為寡婦的講道學，不要為此憂傷，反倒要在修辭學的墳墓上跳舞。
巴特對於在講道中排除修辭學的實踐到一個地步，Vanderbilt University前任講道學教授巴粹克(David Buttrick) 在幫巴特的講道學寫前言時，提到巴特以一種奇特的立場，甚至把講道的前言都省略了，因為前言也是一種修辭手段，在建立講員與聽眾的關聯性，而不是用福音來建立。到了二十世紀的五十、六十年代，有一群跟隨巴特的講道者試圖去建構一個純神學，零修辭的講道法，他們堅持講道的重心全在聖經信息，在教義，而不需要考慮聽眾。他們甚至認為，講員的責任不是去使講章發揮效果，或是去思考怎麼讓它發揮效果。結果就是讓講道變得無聊！
隆恩的故事簡述了講道與修辭一千多年來分分合合的過程，同時也解釋新講道學因應而生的背景。但是他沒有說出來的是，新講道學的興起其實也是古典修辭與講道理論的重新結合。雖然新講道學源於反對傳統講道學，包含對修辭理論的依賴，乍看似乎是反對修辭的。但實情並非如此，因為新講道學有兩個很重要的特色其實呼應了古典修辭的精神。
第一、關注聽眾。新講道學的發展相當多元，但是不同講道方法共同的重點之一就是關注聽眾。巴粹克從現象學來思考如何讓連續的修辭動向(rhetorical moves)在聽眾的意識產生印象。勞瑞(Eugene Lowry)的講道情節(Homiletical Plot)試圖透過懸疑感來掌握聽眾的注意。克拉達的歸納式講章提倡帶領聽眾一同走過探索經文的旅程並抵達一個開放式的結局，讓聽眾可以有參與感。而講到參與感，蘿絲(Lucy Rose)的圓桌會議式講道(Roundtable Preaching)更是積極地邀請聽眾參與在講章建構的過程。米切爾(Henry Mitchell)的黑人講道則是引起全場聽眾傾心投入，一同歡慶的場面。
新講道學對聽眾的關注，其實呼應了古典修辭中的Pathos。亞里斯多德認為演講中有效勸服的三個修辭證據就是 Logos、Ethos 與 Pathos。Logos 談的是運用邏輯說理來說服人，Ethos 倚賴的是講員的人格與可信任度，至於Pathos則是關注聽眾情感，透過引發聽眾的情緒回應來說服。亞里斯多德觀察到，人們的情感或情緒狀態是會影響人的決策與行為的，因此在演說中透過修辭手段來調節聽眾的情感，讓他們處於最容易接受說服的狀態是達到修辭目標的有效手段。比如你要讓聽眾和你同仇敵愾，你就要能夠調節聽眾產生憤怒的情緒。你希望聽眾和你一同行善，你要引發他們的憐憫之情。古典修辭學關注聽眾的情緒與新講道學對聽眾的關注暗暗相合。正如前面提到的幾個新講道學的倡導者，他們都關注講道語言和聽眾意識的互動，並且透過講道情節的編排，讓講道成為一個聽眾也能一同參與的經驗。
第二個新講道學的特色是講章結構的更新。為了修正傳統講道學千篇一律的三點式講章，克拉達提出歸納式的講章形式，勞瑞認為講章必須以敘事的情節方式呈現，巴粹克透過一系列約五到六個思想單元或稱修辭動向來形塑講章。這些都是為了跳脫傳統講章以「三大點一首短詩」作結，一成不變的公式。
新講道學對講章形式的再思其實重現了古典修辭理論中看重內容與形式的融合。羅馬時期最卓越的修辭學家西塞羅就提醒，一個演說家如果有智慧卻沒有口才，那他對國家的幫助是微小的，但另一方面他若是有口才卻沒有智慧，將會成為一個煽動和蠱惑的力量，因此將對社群、公眾社會、和國家帶來嚴重的危害。4 這個整合內容與形式的理念也透過奧古斯丁影響了基督教會的講道傳統。不過奧氏的著作比較強調的是形式中的風格，也就是用字遣詞，而新講道學比較看重的形式在於講章的結構。
有趣的是，雖然新講道學批評傳統講道學三點式強調說理的結構源於古典修辭，然而他們對於新講章結構的提倡卻反而迎合了古典修辭學真正的精神，那就是要讓內容與形式融合。也就是說，其實沒有一種固定的模式能夠反映所有的聖經經文與講道的需要，傳道者必須按著信息內容與目標的需要來設計合宜的講章結構，達到最好的表達效果。
上述兩個新講道學的特色雖然暗合古典修辭的理念，然而進一步細思也可發現，這兩個特色被過度強調時，反倒產生了對講道的危機。首先就是過於強調敘事與歸納的講章結構，甚至到了一種唯一、絕對的程度，以致於錯估了命題式真理的價值。像勞瑞就認為所有的講章都應該用敘事情節的方式來設計，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並非所有的經文概念或神學意涵都能用這種手法來呈現。僵化地把所有類型的經文都套入敘事情節的模式不但「不合身」也模糊了本該清晰傳遞的信仰原則。
不但如此，新講道學對聽眾聆聽經驗的過度強調也貶抑了對聖經權威的肯定。講道者在思考講章建構的當下，漸漸地看重聽眾的體驗凌駕於聖經經文之上，信息的內容就會淪於以聽眾的生命事件為基礎，而非對聖經經文的闡釋。例如巴粹克就宣稱：「我們是有可能宣傳神的道卻無需提及經文的…我們也不需認定從經文出發的講道一定是讓講章成為神的道的必要條件。」5
新講道學固然對於講道運動的更新提出值得我們參考的作法，也的確在一個多元、後現代的價值觀中提供一些有助於改善聆聽經驗的原則。這些都是古典修辭所肯定且經過長時間的檢驗可以為事奉者所用。然而在提倡聽眾體驗與講章更新的同時，新講道學也不免產生一些上述對講道事奉的威脅與危害。因此學習新講道學應當帶著批判的眼光來檢視其理論與前設，對於過度強調甚至僵化的使用予以修正，並且合宜地採納且運用其優點，好讓今日的講道事奉能切合世代也合乎聖經。
注釋：
- 吉布森，「新講道學之批判」，《講道者工作坊》，623頁。
- Fred Craddock, As One without Authority, p. 3.
- 此部份的內容來自隆恩(Thomas Long)的文章，參”And How Shall They Hear? The Listener in Contemporary Preaching” in Listening to the Word: Studies in Honor of Fred B. Craddock, p. 167-88.
- Cicero, De Inventione, 1.1.1.
- David Buttrick, Homiletic, p. 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