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戈登康威爾神學院副教授╱姚西伊
中國教會正處於十字路口中間，在思考下一步該往何處走時，要回過頭去看所走過的路，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我們常喜歡往左往右看，甚或往前看，預測未來會發生何事，但常會忘記「往後看」。現今的中國教會在思考未來時，總有個毛病，就是喜歡向世界看，也就是跟其他國家的教會進行比較，特別是過於朝向西方國家學習。然而，在此過程中，往往忘記以前所行過的路，忘記先輩所留下的傳統，甚或是歷史的包袱。如果對未來的思考不是建基於對過去歷史回顧作為基礎，就容易和自己所處的現實脫節，最後所求得對於未來的答案，未必會真正適合。為什麼我們要回顧歷史？歷史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如經上所寫的：日光之下無新事，就算我們處在一個新時代，碰到的是前人沒有碰過的問題，但其實在人類歷史上，真正全新的東西是很少的。因此，如果我們認真去看歷史人物是如何解決問題的，便可從中學到許多東西，這也是歷史為何重要之原因。
二十世紀基要主義運動之歷史特點及其對中國教會的塑造
中國教會坎坷發展史
中國教會歷史非常豐富，且歷經多個階段，簡單來說，第一次是在7至9世紀期間，景教進入中國，但可惜失敗了；第二次是元朝蒙古人統治時，也里可溫、涅斯多留派捲土重來，但還是沒有站得住腳；第三次則到了明清時代，耶穌會修士再次踏入中國，但還是因禮儀之爭被禁教。及至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大門才被打開，福音也因而被開放。可見中國教會在歷史中的發展是非常坎坷的，歷經三次失敗，才於19世紀站穩陣腳。
整體來說，19世紀是傳教士拓荒、主導，也是傳教運動在中國全面鋪開的一個時代。直到20世紀上半葉，辛亥革命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雖只有短短50年，卻是中國教會承先啟後非常關鍵的一個時代，中國教會就是在此時成形、成熟起來，現今中國教會的面貌、特點、傳統，都於此時建立，並將19世紀內地會、戴德生等宣教士傳承下來的文化，融合到中國教會的血液中。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時期，就沒有1949年後中國教會或普世海外華人教會後續的發展。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運動，兩大思潮的興起，兩派之間的張力、鬥爭，是理解現代中國教會發展的關鍵。
需要說明一點，這裡對於「中國」的定義，除了中國本身，廣義來說，所有認同中國文化的都可含括在內，不論是中國、華人、華語教會，也不論宗派、國家，在我們的教會、信仰生活上都很相似，像是遵循同一個大傳統，是跟基要主義運動、內地會這條線分不開的。1949年後，因政治關係，中國便和港、澳、台、海外分道揚鑣，從此在論說統一的中國教會歷史就變得不容易了。
基要主義運動的興起
談到「基要主義運動」，這場運動繼承19世紀內地會、戴德生的傳統，到20世紀下半葉更演化成現在的福音派。基要主義運動作為一個傳統、現象來說，涵蓋範圍不限中國大陸，而是所有海外華人教會，都受它的影響。
基要主義是福音派的前身，也可為福音主義運動的一個表現方式，是指20世紀上半葉普世保守傳統教會，反對自由主義神學思想的一場運動，其中以維護聖經、純正信仰為主要任務。而實際上，福音運動最早起源於馬丁路德、加爾文，但在18世紀英美屬靈復興運動時，透過約翰衛斯理、愛德華茲、懷海特等人，才真正登上歷史舞台。因此，可以說沒有18世紀英美屬靈復興運動，就沒有20世紀的基要主義運動，也就沒有後來中國宣教的大發展。
關於基要主義運動的基本立場，可以用以下五點說明：1.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其權威是不容挑戰的。2. 上帝既是超越的，也是臨在的；是滿有恩典、慈愛的，也是審判公義的。3. 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性，也是完全的人性。他道成肉身、死裡復活，為我們所流出的寶血，和一切所行的神蹟，都是真實的，這也是新派想用科學來否定的事實。4. 教會核心的使命，是將福音傳揚到世界各地。5. 信仰保守，願意為維護傳統真理而起來抗爭、挺身而出。
基要派 vs. 自由派
李提摩太與戴德生分別代表了兩條不同的宣教路線與策略：李提摩太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很開放的，他認為應將宣教的重心，由傳統福音佈道轉到社會事工、文化宣教上，是透過介紹西方的文化來傳教；戴德生則是始終堅持傳統，思考應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向最多的中國人傳福音，但彼此間能維持著合一的大局。
及至20世紀分歧正式轉向白熱化階段，先是在美國發生基要主義運動，分出新福音派，並和傳統福音派分道揚鑣，稱為當代福音派運動，後來才影響到中國，所以現在的福音教會都是由此演變而來的。可以說，20世紀的基要主義運動和現在的福音派，是藕斷絲連、一脈相承的關係，直至現在還在影響著華人教會。
面對世俗、理性主義不斷擴大、影響，在中國表現得更明顯，就是所謂的啟蒙、五四新文化運動，要破除偶像，並崇尚「德先生」、「賽先生」，影響到教會的神學、聖經研究意識，並產生高等歷史批評學，和自由主義神學，要用科學來改造基督教信仰。基要主義運動的共同志向就是要對抗這思潮的來襲。例如：當時的保守派宣教士在江西成立了中華聖經聯盟，占了在華宣教士的30%，他們大聲疾呼要抵制、拆毀新派神學對福音、宣教的思想。直至抗戰爆發後，因交通不便而瓦解。
不過這些基要派傳教士，還是有其他平台可以傳教，最著名的是在蘇北地區的美國南北長老會，1920年在山東建立華北神學院，成為當時基要派在中國的最高學府，為中國教會培養了大批牧者。不過基要派傳教士的活動，導致機構的分裂，特別是在1922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協進會，目標是將中國的各宗派團結起來，但不幸的是，此機構其實被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教士和教會把持。於此同時，內地會、宣道會等保守教會被邊緣化，便在1922相繼退出。
所以可以說，當時基要派和自由派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對西教士當中的基要主義運動，我們應該要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但我們可以看到，這在中國傳教士當中，已經產生相當大的張力。其實在中國教會當中，也有基要派的運動，但是它的平台及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本土基要主義運動：屬靈派
中國本土基要派運動，比較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屬靈派」，他們在中國教會的影響迅速擴大，很大程度是借助他們在中國興起一波又一波的福音佈道、復興教會等運動。有史學家認為，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在中國東北興起的東北大復興，可以說是「第一砲」，預示之後30、40年代橫掃中國教會的屬靈奮興運動。1925年上海發起另一場奮興運動，而運動發起人也是西教士，但最後真正奮興起來的都是華人教會，像是伯特利佈道團，後來中國教會的一群奮興領袖名聲大噪，成為中國基要派運動的領軍人物；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保守派領袖，藉此登上歷史舞台，其中包括王明道、倪柝聲、宋尚節、王載等人。
他們可以說是中國基要主義的主要推手，具體來說他們又有幾個主要平台，教會是他們最主要的活動平台，像王明道的基督教會堂、倪柝聲的聚會處、和真耶穌教會等等，這些是他們主要事工的基地，另一個平台則是神學院或是學校，實際上基要派建立的教會數量應該是超過他們所建的神學院，因為其中水平比較高的只有華北神學院一所，其他的教育機構多為聖經學院，但一樣是至為重要的。而第三個平台則是機構，其中出版機構占多數，但大都依附在教會之下。
這些宣教士在帶領自己的教會之餘，更重要的是到各地巡迴佈道，特點是他們的自養能力很高，跟新派差很多，新派主要是靠西方教會大學的支持，最近研究發現，他們當時也有到世界各地、東南亞宣教，也是一個新的看見，代表他們當時宣教並不只限於中國。
基要主義塑造的中國教會
中國的基要主義運動有很豐富的多樣性，他們沒有特定的宗派傳統，應該是結合各家所得出的結果，倪柝聲更是當中最大的影響力之領袖，總之中國屬靈派的神學思想來源成分是非常複雜的，廣博採納、融合各家的背景在當中，並結合聖經，塑造出中國教會獨特的文化色彩。
因此，對中國教會的塑造，20世紀基要主義運動繼承內地會戴德生在19世紀給中國教會打下的基礎，並將之發揚光大，固定了中國教會當中的基要主義元素。中國基要主義的屬靈傳統，超越了宗派、傳統的分野，形成了一個跨宗派、跨地區、跨國度，中國教會獨有的一套神學體系、神學觀念；加上和合本聖經的出現，形成中國福音派獨特的共同遺產。
中國基要主義與社會文化關懷：歷史與現實
從社會文化關懷說起
為何要聚焦在中國基要主義運動與社會文化關懷這個議題？因為這是整個基要主義運動中最有爭議的問題，分岐非常大，可說是20世紀上半葉區分基要主義與其他派別的一個主要指標。為理解中國基要主義運動與社會文化關懷，我們必須把這個議題放到中國歷史的長河當中去考察，因為基要主義最大的負面形象是缺乏社會文化的關懷，甚至被笑說是「不食人間煙火」、對社會文化冷漠，只是一昧地傳福音、心胸狹窄，這在表面上有它一定的道理，從王明道、倪柝聲的作品可看出一些端倪。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18世紀英美復興運動時，對文化的關懷主要是展現在屬靈層面上：改變教會死氣沉沉、冷冰冰的教會生活情況。但早期福音派領袖約翰衛斯理在英國掀起大復興，正是針對當時英國經歷工業、產業革命期間，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失去土地，淪為貧民，所以城市中出現大量貧困人口，犯罪等社會道德問題也日益嚴重。
當時英國國教教會也對這樣的社會問題束手無策，於是才有約翰衛斯理出來帶領教會的復興運動，它突破英國聖公會的條條框框，深入到社會當中的貧民、勞工階層中，哪裡有需要就去哪裡講道，呼籲這些人悔改、歸向神，在這樣的過程中他看到了真正的社會問題，所以他常在自己的復興運動中，去批評、指責、呼籲改變這種不公義、不公平的社會現象。
可以說，約翰衛斯理在他的復興運動中，有很強烈、明顯的社會文化關懷，這個現象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殖民地時期，也同樣顯著：愛德華茲的神學背景是改革宗、加爾文派的，對社會文化關懷有很強烈的負擔，並積極用耶穌基督的福音來做社會改造，讓福音的價值觀深入到美國文化當中，把美國社會更新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所以愛德華茲的信息及事工、社會文化層面也是非常突出的。
這種現象一直到19世紀上半葉，在英美的福音派都是非常明顯關心社會問題的，常常參與、呼籲社會改革。所以19世紀上半葉之前的福音派，在傳福音、建立教會、拯救人的靈魂，和社會更新、文化改革之間的平衡掌握得很好，可以說他們那時傳講的信息和事奉是整全的，在這些由社會福音改革家推動的運動中，有許多美好的見證。
敬虔主義的抬頭
但是從18世紀末期開始，比較敬虔、傳統的教導，在美國福音派當中的影響逐漸上升，結果形成加爾文的傳統、對社會文化的關懷被打破，因為敬虔主義比較傾向個人靈魂的得救、與神關係的建立，所以在英美教會中，敬虔主義的抬頭，就削落了福音派對社會文化、議題的關注，並讓福音派關注的重點越多傾向於傳福音、拯救個人靈魂。
福音派到19世紀下半葉，特別是美國著名福音佈道家慕迪的出現，從他開始對社會文化的關注就變得越來越少，並且很個人化，也減少了對重大的社會議題的關心。到20世紀上半葉，基要主義運動從美國興起之後，就繼承了19世紀這個發展的基礎。有學者總結說，18、19世紀英美的福音派對社會、文化關懷問題有矛盾的心態，講話前後不一致，有時他們談到社會、文化關懷時，是以一種主人公的心態，要英美成為基督化的國家，因此教會要在社會議題上做領袖，要主導整個社會文化，因為他們自認為是這個社會文化的帶領者，所以有學者認為這是文化多數派的心態。
但是到19世紀下半期，福音派開始從社會議題退下來，並發展出文化少數派的心態，因為英美的社會道德標準從19世紀下半期便不斷的退化，而福音派覺得他們在這方面已經無法改變，教會覺得自己在社會文化上的發言權在逐漸縮小、邊緣化，因此他們不再說要做社會文化方面的主導，而是說自己被邊緣化，故只願成為這個罪惡、墮落世界當中，聖潔的一小群人。
福音派的矛盾心態
這兩種矛盾的心態，在美國基督教福音派中經常交替出現，福音派在這兩種心態中搖擺不定，有時福音派中的領袖會大講特講，說要奪回文化社會的主導權，有時他們又會說「算了吧！我們改變不了，因為這個世界是由撒旦掌權的，所以我們只要廣傳福音、等待主再來就好了」。一個是文化多數派，一個是文化少數派的想法，這兩種心態也出現在中國基要福音派當中，甚至現在的中國教會也都存在。
所以英美在19世紀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福音主義運動，基本上在傳福音及社會文化主義上保持一個平衡，但是到20世紀初，這個平衡就被徹底的打破，是因為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鬥爭。我們知道新派神學有另一個名詞叫社會主義派，他們認為在新的時代，教會就不要再去傳福音了，教會在新時代的核心使命是改造、服務社會，並認為這就是新時代的宣教，所以教會的核心工作已跟19世紀不同了，教會在社會見證上要大量投入，這才是教會的核心使命。
為對抗自由派放棄社會關懷
20世紀有自由派要求教會，放棄過去的傳福音，而完全的去走社會福音的道路，這就引發了教會保守福音派的不滿，因此他們團結起來，組成了基要主義陣營，去反攻、抵抗，他們打出的口號就是自由主義的流行會拆毀美國基督教文明，而我們忠於福音的教會，作為美國基督教文明的守護者，一定要站起來鬥爭，去維護美國以聖經價值觀作為基礎的社會，這就是文化多數派的心態。
但是到了基要主義運動後期，基要主義陣營看到社會已經非常的世俗化，自由主義的影響已經勢不可擋，他們抵擋了一陣以後，發現實際上已經扭轉不了，與其如此還不如好好把自己的教會建造好，至少還有一群聖潔的餘民、羔羊，不受這敗壞世界的影響，所以這時美國文化少數派的心態又在社會中占據領導地位，到了此時，基要主義對自由主義抗拒、痛恨到一個地步，他們認為自由主義所講的一切，都是不能碰的。
自由主義要瓦解聖經的權威，而我們要堅定捍衛；自由主義要否定耶穌基督的神蹟奇事、主張教會要積極服務社會、參與社會改造，而我們要堅決否定、都不能碰，如此可以說，基要派是徹底放棄了社會文化關懷，放棄了他們的社會文化責任，這可以說是對19世紀約翰衛斯理、愛德華茲等，福音主義的傳統，一個根本的背叛、放棄；這樣一種絕對的態度，就讓美國的基要主義徹底遠離了社會文化，有學者稱之為「大逆轉」，因為在19世紀時福音派不是這樣，他們有很強的社會文化關懷，到了20世紀的基要派，就把整個想法都翻轉過來，甚至完全放棄。
20世紀隨著美國等西方教會，因著基要派和自由派間的鬥爭，產生了大分裂，在社會文化議題上也產生了大分裂，實際上這種分裂也深深影響中國教會， 所以，中國社會在20世紀上半期當中，經歷了許多次的政治運動、革命，文化變動也十分激烈，從傳統的儒家思想，經五四運動後，變成一個相當多元又世俗化的局面，但奇怪的是，基要派在這些社會文化參與運動上，沒有任何身影的出現，因為他們只專注於傳福音、帶領中國教會的奮興運動、建造教會，所以和民國時期代表基督教，深度參與中國社會、文化潮流的現代派、新派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
作為文化少數派的基要主義
中國屬靈、基要派的社會和文化觀的特點，總的來說是屬於文化少數派的觀點，就是罪惡世界中聖潔的一小群。在中國，除了晚清時期的一些傳教士，深度參與中國的社會改革之外，基督教從來沒有在社會中佔據過領導地位，始終是個邊緣團體。所以具體來說，中國的屬靈、基要派的社會和文化觀的特點就是二元論，因為他們相信人心是敗壞的，人有原罪，之後又不斷犯罪，因此這個世界、社會文化是被魔鬼掌控的，也是墮落的，而教會就代表了追隨基督耶穌的聖潔子民。社會就是這二元，聖潔的教會面對著罪惡的世界，這種對立是非常明顯，不可調和的。
第二點就是大部分的基要派都是抱持「前千主義」的歷史觀，前千主義對社會是悲觀的，認為世界充滿罪惡、被魔鬼挾制，因此人類社會是滅亡的，人類是不可能靠著自己的力量在地上打造出屬神的國度，一定要靠著耶穌基督再次來到，才能打造出新天新地。因此，世界與社會不是人能靠著改革可以完成的，教會在世上的使命就是傳福音、勸罪人悔改，而不是透過社會改革，企圖把社會改造成地上的天國，他們認為世上社會問題的根源，都來自於罪，唯有整個國家悔改轉向神，社會才有可能改變；而自由派看到的都只是表面的問題，沒辦法解決根本罪的問題。因此他們主張，不論世界如何變化，基督徒的使命永遠不變，就是呼籲人們悔改成聖，這才是個人、社會、國家的希望。
發展到1940、50年代，首先是在美國，隨著基要主義運動衰弱、瓦解，就從中分離出新福音派，之後便發展成我們所謂的當代福音派運動，這個當代福音派運動在社會文化問題上，和20世紀上半葉基要主義運動，在教義和信仰上沒有太大區別，是一致的，唯有對社會文化的態度不同，他們抱持著開放的心態，願意進入社會當中去作見證，而不像基要派自我封閉。另外他們重新撿起福音派運動的社會文化使命感，回到了19世紀傳福音和社會福音、使命平衡的狀態。
在1970、80年代的一些福音派的國際大聚會、發表的宣言中，能夠很明顯地看見這一點，例如1973芝加哥會議發表了芝加哥宣言，這個宣言代表了福音派當中較左傾的一派，不斷要求關心社會、文化，而且要求教會要關注社會制度的改革。但一年後洛桑運動的興起，洛桑信約認為教會使命還是以傳福音為主，但同時要加強社會關懷，追求社會公義，但他們沒有積極呼籲要改造社會制度，屬於福音派中比較中間的一派。
三化異象重拾社會責任
總的來說，從40年代開始，福音派從基要主義中分離出來，逐漸恢復社會使命感，重新達成福音佈道和社會見證間的新平衡，這也影響到中國教會當中福音派的興起、轉型。他們重新意識到教會是有社會責任的，1974洛桑會議後，華人教會領袖發起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宣言中特別提到，教會過去的錯誤就是完全放棄社會和文化責任，所以福音派和傳統基要派的主要區別就是，前者是整全的福音，想求得新的平衡，後者是比較狹窄的理解，聚焦在福音佈道上，完全放棄社會文化責任，在當代海外主流的福音派教會當中是特別明顯的。
這個動向也影響到1990後期興起的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特別是以知識分子組成的家庭教會興起後，很自然的就認同洛桑信約，偏離傳統基要派對社會責任的批判和放棄，而開始比較關心社會文化問題，特別是隨著20世紀末、21世紀初加爾文神學在中國家庭教會中的流行，和改革宗比較有規模的興起，更加強了社會文化關懷的想法，也和80年代三化異象的流行有所關係（指的就是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三化異象打開了中國教會的眼睛，重新看到福音是整全的，教會擁有不可推卸、不可否定的社會責任，所以現在中國的家庭教會當中，不論是認同福音派，或是改革宗，他們對於社會文化關懷這種整全的福音理解也是不成問題的，已經脫離20世紀上半期基要主義的影響。
最後以華人教會來說，繼承基要派的傳統，我們在社會關懷、社會議題上還是有思考的，特別是70年代以後，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應該要有文化社會的負擔，但其實我們在文化思考上還是很落後，沒有什麼東西，所以我們真的需要我們的文化神學，要從信仰、神學的角度，來探討文化到底是什麼？宗教到底又是什麼？我們需要多探討社會、藝術、文化的問題，但我們有沒有把這些議題上升到一個神學或理念的高度上？我們基要派的傳人，到底對文化、宗教、藝術有沒有一套系統的神學，對於神的創造的思考、欣賞，跟天主教、東正教相比，基督教在這方面還是很薄弱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