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戈登康威爾神學院副教授╱姚西伊


中國教會正處於十字路口中間,在思考下一步該往何處走時,要回過頭去看所走過的路,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我們常喜歡往左往右看,甚或往前看,預測未來會發生何事,但常會忘記「往後看」。現今的中國教會在思考未來時,總有個毛病,就是喜歡向世界看,也就是跟其他國家的教會進行比較,特別是過於朝向西方國家學習。然而,在此過程中,往往忘記以前所行過的路,忘記先輩所留下的傳統,甚或是歷史的包袱。如果對未來的思考不是建基於對過去歷史回顧作為基礎,就容易和自己所處的現實脫節,最後所求得對於未來的答案,未必會真正適合。為什麼我們要回顧歷史?歷史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如經上所寫的:日光之下無新事,就算我們處在一個新時代,碰到的是前人沒有碰過的問題,但其實在人類歷史上,真正全新的東西是很少的。因此,如果我們認真去看歷史人物是如何解決問題的,便可從中學到許多東西,這也是歷史為何重要之原因。

二十世紀基要主義運動之歷史特點及其對中國教會的塑造

中國教會坎坷發展史

中國教會歷史非常豐富,且歷經多個階段,簡單來說,第一次是在7至9世紀期間,景教進入中國,但可惜失敗了;第二次是元朝蒙古人統治時,也里可溫、涅斯多留派捲土重來,但還是沒有站得住腳;第三次則到了明清時代,耶穌會修士再次踏入中國,但還是因禮儀之爭被禁教。及至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大門才被打開,福音也因而被開放。可見中國教會在歷史中的發展是非常坎坷的,歷經三次失敗,才於19世紀站穩陣腳。

整體來說,19世紀是傳教士拓荒、主導,也是傳教運動在中國全面鋪開的一個時代。直到20世紀上半葉,辛亥革命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雖只有短短50年,卻是中國教會承先啟後非常關鍵的一個時代,中國教會就是在此時成形、成熟起來,現今中國教會的面貌、特點、傳統,都於此時建立,並將19世紀內地會、戴德生等宣教士傳承下來的文化,融合到中國教會的血液中。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時期,就沒有1949年後中國教會或普世海外華人教會後續的發展。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運動,兩大思潮的興起,兩派之間的張力、鬥爭,是理解現代中國教會發展的關鍵。

需要說明一點,這裡對於「中國」的定義,除了中國本身,廣義來說,所有認同中國文化的都可含括在內,不論是中國、華人、華語教會,也不論宗派、國家,在我們的教會、信仰生活上都很相似,像是遵循同一個大傳統,是跟基要主義運動、內地會這條線分不開的。1949年後,因政治關係,中國便和港、澳、台、海外分道揚鑣,從此在論說統一的中國教會歷史就變得不容易了。

基要主義運動的興起

談到「基要主義運動」,這場運動繼承19世紀內地會、戴德生的傳統,到20世紀下半葉更演化成現在的福音派。基要主義運動作為一個傳統、現象來說,涵蓋範圍不限中國大陸,而是所有海外華人教會,都受它的影響。

基要主義是福音派的前身,也可為福音主義運動的一個表現方式,是指20世紀上半葉普世保守傳統教會,反對自由主義神學思想的一場運動,其中以維護聖經、純正信仰為主要任務。而實際上,福音運動最早起源於馬丁路德、加爾文,但在18世紀英美屬靈復興運動時,透過約翰衛斯理、愛德華茲、懷海特等人,才真正登上歷史舞台。因此,可以說沒有18世紀英美屬靈復興運動,就沒有20世紀的基要主義運動,也就沒有後來中國宣教的大發展。

關於基要主義運動的基本立場,可以用以下五點說明:1.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其權威是不容挑戰的。2. 上帝既是超越的,也是臨在的;是滿有恩典、慈愛的,也是審判公義的。3. 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性,也是完全的人性。他道成肉身、死裡復活,為我們所流出的寶血,和一切所行的神蹟,都是真實的,這也是新派想用科學來否定的事實。4. 教會核心的使命,是將福音傳揚到世界各地。5. 信仰保守,願意為維護傳統真理而起來抗爭、挺身而出。

基要派 vs. 自由派

李提摩太與戴德生分別代表了兩條不同的宣教路線與策略:李提摩太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很開放的,他認為應將宣教的重心,由傳統福音佈道轉到社會事工、文化宣教上,是透過介紹西方的文化來傳教;戴德生則是始終堅持傳統,思考應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向最多的中國人傳福音,但彼此間能維持著合一的大局。

及至20世紀分歧正式轉向白熱化階段,先是在美國發生基要主義運動,分出新福音派,並和傳統福音派分道揚鑣,稱為當代福音派運動,後來才影響到中國,所以現在的福音教會都是由此演變而來的。可以說,20世紀的基要主義運動和現在的福音派,是藕斷絲連、一脈相承的關係,直至現在還在影響著華人教會。

面對世俗、理性主義不斷擴大、影響,在中國表現得更明顯,就是所謂的啟蒙、五四新文化運動,要破除偶像,並崇尚「德先生」、「賽先生」,影響到教會的神學、聖經研究意識,並產生高等歷史批評學,和自由主義神學,要用科學來改造基督教信仰。基要主義運動的共同志向就是要對抗這思潮的來襲。例如:當時的保守派宣教士在江西成立了中華聖經聯盟,占了在華宣教士的30%,他們大聲疾呼要抵制、拆毀新派神學對福音、宣教的思想。直至抗戰爆發後,因交通不便而瓦解。

不過這些基要派傳教士,還是有其他平台可以傳教,最著名的是在蘇北地區的美國南北長老會,1920年在山東建立華北神學院,成為當時基要派在中國的最高學府,為中國教會培養了大批牧者。不過基要派傳教士的活動,導致機構的分裂,特別是在1922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協進會,目標是將中國的各宗派團結起來,但不幸的是,此機構其實被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教士和教會把持。於此同時,內地會、宣道會等保守教會被邊緣化,便在1922相繼退出。

所以可以說,當時基要派和自由派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對西教士當中的基要主義運動,我們應該要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但我們可以看到,這在中國傳教士當中,已經產生相當大的張力。其實在中國教會當中,也有基要派的運動,但是它的平台及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本土基要主義運動:屬靈派

中國本土基要派運動,比較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屬靈派」,他們在中國教會的影響迅速擴大,很大程度是借助他們在中國興起一波又一波的福音佈道、復興教會等運動。有史學家認為,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在中國東北興起的東北大復興,可以說是「第一砲」,預示之後30、40年代橫掃中國教會的屬靈奮興運動。1925年上海發起另一場奮興運動,而運動發起人也是西教士,但最後真正奮興起來的都是華人教會,像是伯特利佈道團,後來中國教會的一群奮興領袖名聲大噪,成為中國基要派運動的領軍人物;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保守派領袖,藉此登上歷史舞台,其中包括王明道、倪柝聲、宋尚節、王載等人。

他們可以說是中國基要主義的主要推手,具體來說他們又有幾個主要平台,教會是他們最主要的活動平台,像王明道的基督教會堂、倪柝聲的聚會處、和真耶穌教會等等,這些是他們主要事工的基地,另一個平台則是神學院或是學校,實際上基要派建立的教會數量應該是超過他們所建的神學院,因為其中水平比較高的只有華北神學院一所,其他的教育機構多為聖經學院,但一樣是至為重要的。而第三個平台則是機構,其中出版機構占多數,但大都依附在教會之下。

這些宣教士在帶領自己的教會之餘,更重要的是到各地巡迴佈道,特點是他們的自養能力很高,跟新派差很多,新派主要是靠西方教會大學的支持,最近研究發現,他們當時也有到世界各地、東南亞宣教,也是一個新的看見,代表他們當時宣教並不只限於中國。

基要主義塑造的中國教會

中國的基要主義運動有很豐富的多樣性,他們沒有特定的宗派傳統,應該是結合各家所得出的結果,倪柝聲更是當中最大的影響力之領袖,總之中國屬靈派的神學思想來源成分是非常複雜的,廣博採納、融合各家的背景在當中,並結合聖經,塑造出中國教會獨特的文化色彩。

因此,對中國教會的塑造,20世紀基要主義運動繼承內地會戴德生在19世紀給中國教會打下的基礎,並將之發揚光大,固定了中國教會當中的基要主義元素。中國基要主義的屬靈傳統,超越了宗派、傳統的分野,形成了一個跨宗派、跨地區、跨國度,中國教會獨有的一套神學體系、神學觀念;加上和合本聖經的出現,形成中國福音派獨特的共同遺產。

中國基要主義與社會文化關懷:歷史與現實

從社會文化關懷說起

為何要聚焦在中國基要主義運動與社會文化關懷這個議題?因為這是整個基要主義運動中最有爭議的問題,分岐非常大,可說是20世紀上半葉區分基要主義與其他派別的一個主要指標。為理解中國基要主義運動與社會文化關懷,我們必須把這個議題放到中國歷史的長河當中去考察,因為基要主義最大的負面形象是缺乏社會文化的關懷,甚至被笑說是「不食人間煙火」、對社會文化冷漠,只是一昧地傳福音、心胸狹窄,這在表面上有它一定的道理,從王明道、倪柝聲的作品可看出一些端倪。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一開始就出現,18世紀英美復興運動時,對文化的關懷主要是展現在屬靈層面上:改變教會死氣沉沉、冷冰冰的教會生活情況。但早期福音派領袖約翰衛斯理在英國掀起大復興,正是針對當時英國經歷工業、產業革命期間,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失去土地,淪為貧民,所以城市中出現大量貧困人口,犯罪等社會道德問題也日益嚴重。

當時英國國教教會也對這樣的社會問題束手無策,於是才有約翰衛斯理出來帶領教會的復興運動,它突破英國聖公會的條條框框,深入到社會當中的貧民、勞工階層中,哪裡有需要就去哪裡講道,呼籲這些人悔改、歸向神,在這樣的過程中他看到了真正的社會問題,所以他常在自己的復興運動中,去批評、指責、呼籲改變這種不公義、不公平的社會現象。

可以說,約翰衛斯理在他的復興運動中,有很強烈、明顯的社會文化關懷,這個現象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殖民地時期,也同樣顯著:愛德華茲的神學背景是改革宗、加爾文派的,對社會文化關懷有很強烈的負擔,並積極用耶穌基督的福音來做社會改造,讓福音的價值觀深入到美國文化當中,把美國社會更新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所以愛德華茲的信息及事工、社會文化層面也是非常突出的。

這種現象一直到19世紀上半葉,在英美的福音派都是非常明顯關心社會問題的,常常參與、呼籲社會改革。所以19世紀上半葉之前的福音派,在傳福音、建立教會、拯救人的靈魂,和社會更新、文化改革之間的平衡掌握得很好,可以說他們那時傳講的信息和事奉是整全的,在這些由社會福音改革家推動的運動中,有許多美好的見證。

敬虔主義的抬頭

但是從18世紀末期開始,比較敬虔、傳統的教導,在美國福音派當中的影響逐漸上升,結果形成加爾文的傳統、對社會文化的關懷被打破,因為敬虔主義比較傾向個人靈魂的得救、與神關係的建立,所以在英美教會中,敬虔主義的抬頭,就削落了福音派對社會文化、議題的關注,並讓福音派關注的重點越多傾向於傳福音、拯救個人靈魂。

福音派到19世紀下半葉,特別是美國著名福音佈道家慕迪的出現,從他開始對社會文化的關注就變得越來越少,並且很個人化,也減少了對重大的社會議題的關心。到20世紀上半葉,基要主義運動從美國興起之後,就繼承了19世紀這個發展的基礎。有學者總結說,18、19世紀英美的福音派對社會、文化關懷問題有矛盾的心態,講話前後不一致,有時他們談到社會、文化關懷時,是以一種主人公的心態,要英美成為基督化的國家,因此教會要在社會議題上做領袖,要主導整個社會文化,因為他們自認為是這個社會文化的帶領者,所以有學者認為這是文化多數派的心態。

但是到19世紀下半期,福音派開始從社會議題退下來,並發展出文化少數派的心態,因為英美的社會道德標準從19世紀下半期便不斷的退化,而福音派覺得他們在這方面已經無法改變,教會覺得自己在社會文化上的發言權在逐漸縮小、邊緣化,因此他們不再說要做社會文化方面的主導,而是說自己被邊緣化,故只願成為這個罪惡、墮落世界當中,聖潔的一小群人。

福音派的矛盾心態

這兩種矛盾的心態,在美國基督教福音派中經常交替出現,福音派在這兩種心態中搖擺不定,有時福音派中的領袖會大講特講,說要奪回文化社會的主導權,有時他們又會說「算了吧!我們改變不了,因為這個世界是由撒旦掌權的,所以我們只要廣傳福音、等待主再來就好了」。一個是文化多數派,一個是文化少數派的想法,這兩種心態也出現在中國基要福音派當中,甚至現在的中國教會也都存在。

所以英美在19世紀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福音主義運動,基本上在傳福音及社會文化主義上保持一個平衡,但是到20世紀初,這個平衡就被徹底的打破,是因為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鬥爭。我們知道新派神學有另一個名詞叫社會主義派,他們認為在新的時代,教會就不要再去傳福音了,教會在新時代的核心使命是改造、服務社會,並認為這就是新時代的宣教,所以教會的核心工作已跟19世紀不同了,教會在社會見證上要大量投入,這才是教會的核心使命。

為對抗自由派放棄社會關懷

20世紀有自由派要求教會,放棄過去的傳福音,而完全的去走社會福音的道路,這就引發了教會保守福音派的不滿,因此他們團結起來,組成了基要主義陣營,去反攻、抵抗,他們打出的口號就是自由主義的流行會拆毀美國基督教文明,而我們忠於福音的教會,作為美國基督教文明的守護者,一定要站起來鬥爭,去維護美國以聖經價值觀作為基礎的社會,這就是文化多數派的心態。

但是到了基要主義運動後期,基要主義陣營看到社會已經非常的世俗化,自由主義的影響已經勢不可擋,他們抵擋了一陣以後,發現實際上已經扭轉不了,與其如此還不如好好把自己的教會建造好,至少還有一群聖潔的餘民、羔羊,不受這敗壞世界的影響,所以這時美國文化少數派的心態又在社會中占據領導地位,到了此時,基要主義對自由主義抗拒、痛恨到一個地步,他們認為自由主義所講的一切,都是不能碰的。

自由主義要瓦解聖經的權威,而我們要堅定捍衛;自由主義要否定耶穌基督的神蹟奇事、主張教會要積極服務社會、參與社會改造,而我們要堅決否定、都不能碰,如此可以說,基要派是徹底放棄了社會文化關懷,放棄了他們的社會文化責任,這可以說是對19世紀約翰衛斯理、愛德華茲等,福音主義的傳統,一個根本的背叛、放棄;這樣一種絕對的態度,就讓美國的基要主義徹底遠離了社會文化,有學者稱之為「大逆轉」,因為在19世紀時福音派不是這樣,他們有很強的社會文化關懷,到了20世紀的基要派,就把整個想法都翻轉過來,甚至完全放棄。

20世紀隨著美國等西方教會,因著基要派和自由派間的鬥爭,產生了大分裂,在社會文化議題上也產生了大分裂,實際上這種分裂也深深影響中國教會, 所以,中國社會在20世紀上半期當中,經歷了許多次的政治運動、革命,文化變動也十分激烈,從傳統的儒家思想,經五四運動後,變成一個相當多元又世俗化的局面,但奇怪的是,基要派在這些社會文化參與運動上,沒有任何身影的出現,因為他們只專注於傳福音、帶領中國教會的奮興運動、建造教會,所以和民國時期代表基督教,深度參與中國社會、文化潮流的現代派、新派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

作為文化少數派的基要主義

中國屬靈、基要派的社會和文化觀的特點,總的來說是屬於文化少數派的觀點,就是罪惡世界中聖潔的一小群。在中國,除了晚清時期的一些傳教士,深度參與中國的社會改革之外,基督教從來沒有在社會中佔據過領導地位,始終是個邊緣團體。所以具體來說,中國的屬靈、基要派的社會和文化觀的特點就是二元論,因為他們相信人心是敗壞的,人有原罪,之後又不斷犯罪,因此這個世界、社會文化是被魔鬼掌控的,也是墮落的,而教會就代表了追隨基督耶穌的聖潔子民。社會就是這二元,聖潔的教會面對著罪惡的世界,這種對立是非常明顯,不可調和的。

第二點就是大部分的基要派都是抱持「前千主義」的歷史觀,前千主義對社會是悲觀的,認為世界充滿罪惡、被魔鬼挾制,因此人類社會是滅亡的,人類是不可能靠著自己的力量在地上打造出屬神的國度,一定要靠著耶穌基督再次來到,才能打造出新天新地。因此,世界與社會不是人能靠著改革可以完成的,教會在世上的使命就是傳福音、勸罪人悔改,而不是透過社會改革,企圖把社會改造成地上的天國,他們認為世上社會問題的根源,都來自於罪,唯有整個國家悔改轉向神,社會才有可能改變;而自由派看到的都只是表面的問題,沒辦法解決根本罪的問題。因此他們主張,不論世界如何變化,基督徒的使命永遠不變,就是呼籲人們悔改成聖,這才是個人、社會、國家的希望。

發展到1940、50年代,首先是在美國,隨著基要主義運動衰弱、瓦解,就從中分離出新福音派,之後便發展成我們所謂的當代福音派運動,這個當代福音派運動在社會文化問題上,和20世紀上半葉基要主義運動,在教義和信仰上沒有太大區別,是一致的,唯有對社會文化的態度不同,他們抱持著開放的心態,願意進入社會當中去作見證,而不像基要派自我封閉。另外他們重新撿起福音派運動的社會文化使命感,回到了19世紀傳福音和社會福音、使命平衡的狀態。

在1970、80年代的一些福音派的國際大聚會、發表的宣言中,能夠很明顯地看見這一點,例如1973芝加哥會議發表了芝加哥宣言,這個宣言代表了福音派當中較左傾的一派,不斷要求關心社會、文化,而且要求教會要關注社會制度的改革。但一年後洛桑運動的興起,洛桑信約認為教會使命還是以傳福音為主,但同時要加強社會關懷,追求社會公義,但他們沒有積極呼籲要改造社會制度,屬於福音派中比較中間的一派。

三化異象重拾社會責任

總的來說,從40年代開始,福音派從基要主義中分離出來,逐漸恢復社會使命感,重新達成福音佈道和社會見證間的新平衡,這也影響到中國教會當中福音派的興起、轉型。他們重新意識到教會是有社會責任的,1974洛桑會議後,華人教會領袖發起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宣言中特別提到,教會過去的錯誤就是完全放棄社會和文化責任,所以福音派和傳統基要派的主要區別就是,前者是整全的福音,想求得新的平衡,後者是比較狹窄的理解,聚焦在福音佈道上,完全放棄社會文化責任,在當代海外主流的福音派教會當中是特別明顯的。

這個動向也影響到1990後期興起的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特別是以知識分子組成的家庭教會興起後,很自然的就認同洛桑信約,偏離傳統基要派對社會責任的批判和放棄,而開始比較關心社會文化問題,特別是隨著20世紀末、21世紀初加爾文神學在中國家庭教會中的流行,和改革宗比較有規模的興起,更加強了社會文化關懷的想法,也和80年代三化異象的流行有所關係(指的就是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三化異象打開了中國教會的眼睛,重新看到福音是整全的,教會擁有不可推卸、不可否定的社會責任,所以現在中國的家庭教會當中,不論是認同福音派,或是改革宗,他們對於社會文化關懷這種整全的福音理解也是不成問題的,已經脫離20世紀上半期基要主義的影響。

最後以華人教會來說,繼承基要派的傳統,我們在社會關懷、社會議題上還是有思考的,特別是70年代以後,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應該要有文化社會的負擔,但其實我們在文化思考上還是很落後,沒有什麼東西,所以我們真的需要我們的文化神學,要從信仰、神學的角度,來探討文化到底是什麼?宗教到底又是什麼?我們需要多探討社會、藝術、文化的問題,但我們有沒有把這些議題上升到一個神學或理念的高度上?我們基要派的傳人,到底對文化、宗教、藝術有沒有一套系統的神學,對於神的創造的思考、欣賞,跟天主教、東正教相比,基督教在這方面還是很薄弱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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