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任老師╱凃偉文


敘事,也許是人類歷史中除了詩以外,最悠久也最受歡迎的文學體裁。不論是孩童、樂齡、學生、三姑六婆,不論是雋永的寓言,逗趣的童話,傳世的小說,街坊的傳聞,電視上動輒百集的肥皂劇,也不論聽過多少遍,人們的耳朵總會隨著敘事的旋律而舒張開來,心情隨著情節的跌宕而起伏,靈魂感同主角的經歷而宛如身受。商人們敏銳於故事的力量,使電子或平面廣告的文宣重點,漸漸從商品本身衍伸至背後的生產者,透過描繪其心路歷程,試圖引發消費者對特定議題(如健康、環保等)的共鳴,進而產生對商品的認同感,錢包就心甘情願地,抑或在不知不覺中,變薄了。不論是文學創作或是商業行銷,故事透過人物的 ēthos 觸動了我們的心靈。

不同於今日的 ethos 是指個人、群體、或社會的精神特質、性格與風氣,講道學的 ēthos 代表著傳道者的形象(image)、品格(character)或生活態度(manner of life)。在此用 ēthos(ἦθος)而不是 ethos(ἔθος)是因亞里斯多德用前者,指稱演說家透過修辭技巧在聽眾心中形成具智慧、德性和善意的形象;至於後者則是柏拉圖心目中對於形塑演說家品格有所助益的習性(habit)。1 雖然英文著作多用 character 來翻譯亞里斯多德的 ēthos,但對亞氏而言,ēthos 主要關注的並非演講者的品德,而是透過演說呈現出來的德性外貌。不過為了行文方便,以下仍用品格作為 ēthos 的中文翻譯。

講道學對傳道者品格的思考和反省源自於古典修辭學的傳統,但是在延續的同時也不斷添加並修正,產生出基督教的特色。兩者間的相似、差異與張力可以從不同作者的論述中看出來。下文將依序從古典修辭學、保羅的林前一~四章、奧古斯丁的《論基督教教義》(On Christian Doctrine)第四卷中,探究古典修辭學與講道學討論品格的異同之處,以及品格對今日傳道者的意義。

古典修辭學中的 ēthos

西方修辭學發端於只有口說語言,沒有書寫文字的年代,在吟遊詩人(bards)口中被傳唱四方的荷馬史詩,如《伊利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yssey),已隱約顯露出古希臘人的修辭意識。雖然吟遊詩人無意發展修辭學理論,只單純地透過模仿來學習演講詞,但因著記憶的需要,作品自然地呈現結構工整、條理分明、動人心弦的演說詞。其後隨著文字的發明、希臘城邦的民主發展、公民的社會參與等背景,產生了將修辭理論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of rhetoric)的需求。據傳最早的修辭學著作來自於 Corax 與 Tisias 師徒二人(也有一說,他們是同一個人)的教學筆記,他們教導人們準備演講詞的方法,好在法庭上向陪審團辯護自己的案件,畢竟當時沒有律師這個職業。隨著教學內容漸漸地流傳到雅典及整個希臘世界,人們開始留意到公眾演說中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演講者要爭取聽眾的好感。2 這是古典修辭中品格(ēthos)的雛形。

修辭學的奠基之作是亞里斯多德於西元前335至323年間,在雅典教書時針對這個主題所寫的《論修辭》(Rhetoric)。這是亞氏的教學草稿,未經編修校正作為出版之用,而是經由後人的細心編輯,才讓歷史上第一本系統化的修辭學經典存留於世。亞里斯多德定義修辭學是「在任何特定情境下發掘出勸服人之工具的才能(faculty)。」3 除了採用外在的人證、物證與事證,來達到說服效果之外,亞里斯多德指出演說家應透過三種具藝術技巧的修辭證據(rhetorical proof)來說服聽眾,分別是邏輯性(logical)、情感性 (emotional)與倫理性(ethical)的修辭證據,也被稱為 logos、pathos 以及本文所探討的 ēthos。為什麼品格 (ēthos)能成為有效勸服的修辭證據呢?關鍵在於信任感,人總是傾向相信好人,特別是在確定答案不可取得的情況之下,演說家的可信性(credibility)成為最有說服力的品質,而這個可信性就來自演說者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如同上文所言,亞氏的品格並非指向演講者的品德,而是透過精心設計的論據、編排、用語和風貌,在人們心中產生一個演講者具備智慧、德性和善待聽眾的形象。因此亞氏的品格無關乎倫理性的生活行為,而是取決於演講主題、講稿佈局、用字遣詞和口語表達的抉擇(choice)來贏得聽眾的信任感。

亞氏對品格的討論被廣為接納且流傳後世,歷經希羅時期眾多修辭學家的持續發展,品格成為修辭智慧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甚至基督教傳道者也認同品格是勸服效果中關鍵的力量,但是基督教修辭學並非全盤採納古典修辭,特別是亞氏對品格的見解,而是發展出不同的內涵。

保羅在林前一~四章的 ēthos

哥林多前書一~四章是保羅為自己的傳道者品格(preacher-ēthos)所發出的辯護,因此先了解保羅與哥林多教會之間的張力將有助於釐清辯護內容,並進一步反映出基督教傳道者與亞里斯多德之間對品格的不同觀點。

哥林多城在西元前 146 年被羅馬軍隊摧毀,之後於西元前 44 年被重建為羅馬的殖民地,因著地利之便,短短的百年間就發展成為繁榮的貿易重鎮。當保羅於第一世紀中葉來到哥林多時,這已經是一座富裕、自負、高度物質主義和充滿多神崇拜的城市,Gordon Fee 就形容哥林多城宛如古代世界的紐約、洛杉磯或拉斯維加斯。4 另一方面,隨著修辭學成為羅馬教育體系的最高級學科,以及對於在古代社會,想出人頭地的年輕人所不可或缺的演講能力。在這樣深受希羅文化影響、如此看重口才與智慧的哥林多城社會與修辭背景之下,保羅的外貌、織帳棚維生的工作,以及相對平淡的表達風格,使他被哥林多教會那些富有、居社會高位,且追求口才與智慧的人所輕視。如同Duane Litfin 所言,林前一~四章反映出哥林多教會鄙視保羅的演說風格,批評他的表達不符合人們對智慧與口才的期待,因此不如其他教會領袖受歡迎。5 因此,這段經文意在辯護保羅的使徒職分以及被輕視的傳道者品格。

保羅在林前一~四章的基本論點是呼籲哥林多信徒,要揚棄古典修辭學的標準,改從兩方面來評估傳道者品格。第一是傳道者的信息,在哥林多前書一章17節與二章4節保羅兩次申明他的信息「不用智慧的言語」、「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包含在這兩節當中的則是他肯定自己的信息全然圍繞「十字架的道理」(一18)、「釘十字架的耶穌」(一23)、「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二2)。換言之,保羅強調傳道者品格應該從信息的內涵是否根植於基督論,尤其是基督的十架事件來判斷。第二個評判標準則是傳道者的呼召,保羅認為,傳道者品格來自於賜下信息並且差派傳道者的上帝。保羅在書信的開端即指出自己的身分是「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一1),他形容自己「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三10),並呼籲人們看待他如同「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管家」(四1)。因此神既是信實召人的神(一9),那麼蒙他所召的傳道者自然具備配得效法的傳道者品格(四6,四16)。保羅清楚地指出傳道者品格之所以具備可信性 (credibility)並非古典修辭傳統的加冕,而是來自以十架為中心的信息和賦予權柄去傳揚此信息的上帝。

奧古斯丁在⟪論基督教教義⟫第四卷中的 ēthos

奧古斯丁的⟪《論基督教教義⟫》一書不但對西方修辭學傳統產生承先啟後的作用,也替往後基督教講道學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本書的第四卷被譽為基督教修辭學的第一本手冊,6 當中對傳道者品格(ēthos)的討論幫助基督教會合宜地修正與應用古典修辭的理念,在肯定其修辭智慧的同時,也反映出基督真理的色彩。

奧古斯丁承襲亞里斯多德的觀點,肯定品格具備有效勸服人的力量,但是對於品格的內涵卻與亞氏有截然不同的見解。不同於亞氏將品格視為演講者經由講詞與表達,在聽眾心中模塑出的可信任形象,奧古斯丁指出傳道者在羊群中,為主而活的生命,才是真實的品格。他提醒基督教的傳道者,能夠順應不同的主題,而採用不同的風格,固然是很重要的演講技巧,然而傳道者的生命見證更能促使聽者順從。正如耶穌雖嚴厲譴責法利賽人和文士「能說不能行」的惡劣行徑,但也提醒人們應當謹守遵行他們的教導,既是如此,奧古斯丁認為,為人師表的傳道者若能言行一致,對會眾的生命肯定有加倍的助益。畢竟智慧與口才的結合方能夠有效地傳達真理,建造他人的生命,但言行不一的牧者不但無法造就自己的靈魂,也會使信徒跌倒。7

有鑑於此,奧古斯丁認為,最有效的勸服發生於傳道者能融合修辭智慧與生命品格的情況下。當傳道者能在眾人面前活出無愧的生活,行事光明,愛神愛人,如此便能無畏地運用各種修辭風格與技巧來引發弟兄姊妹最深的順從,因為他並非用高言大智來取悅人,乃是見證主。真正具有愛的品格,將能使傳道者支配言語,而非被言語支配;不是為了展現修辭來被人肯定,乃是以修辭來顯明真理。如果傳道者缺乏講道的恩賜,奧古斯丁的建議是「使自己的生活不僅能為自己贏得獎賞,還能為別人樹立榜樣;當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本身成為一種動人的講道。」8 由此可見,傳道者品格在勸服人歸順真理一事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由以上討論得見品格(ēthos)對於勸服效果的重要性,並於古典修辭中嶄露頭角,被亞里斯多德奠基,並在保羅與奧古斯丁的著作中基督教化。三者都同意,品格是一篇演說或講道中有效說服人的關鍵因素,然而他們對品格的觀點也具備本質上的差異。保羅並非對希羅時期的修辭理論一無所知,但他倡議真正的傳道者品格(preacher-ēthos)應可從信息的本質與神聖的權柄辨識出來。當傳道者具備神聖權威的委任並且無畏地傳講十架信息時,才能顯出他的道是值得被信任與聽從的。曾受嚴謹修辭訓練且擔任修辭學教師的奧古斯丁,在歸正之後,幫助基督教傳道者正確合理地,將修辭理論應用於聖職事奉中。不同於亞氏認為具說服力的品格肇因於講台的刻意經營,在聽眾心中形成的好印象,奧古斯丁強調真正的品格會顯現在傳道者被神的愛所掌管,且委身愛人的生命品行。唯有真正基於愛神愛人所散發出的生命品質,才能讓傳道者坦然無畏地運用口才於傳揚真理的行動。保羅看重傳道者品格的神聖來源,奧古斯丁則是強調品格根植於愛,與他們相比,亞氏的品格側重人為導向,甚至可以說他所謂的品格,不過是演說家精心設計的演講,在人心中的投影罷了。9

ēthos 對今日傳道者的意義

自奧古斯丁以降,傳道者品格始終是基督教講道學關心的重點,畢竟一個連自己所傳之道都無法聽從的人,怎能期待別人順服地聽從他呢?近代對此主題最強而有力的迴響是十九世紀聖公會牧師 Philips Brooks的講座名言:「講道是將真理通過一人傳遞給眾人。這包含兩個基本要素,真理與人格。」10 Brooks 所強調的是,倘若神權威的真理並非經由活生生的人格傳遞,這不是真講道;但若人只倚賴口才或娛樂效果吸引注意,卻沒有傳揚上帝的話,這也不是真講道。他後面接著說:「經由人而帶出的真理是我們對真講道的描述。真理必須真正通過人,而非單單來自他的言語、理解與筆觸。真理必須來自他的品格、情感、以及智力與道德的全然呈現。」11 真實的講道是紙本聖經上靜態的文字,先被傳道者內化於生命經驗,再透過傳道者的真我流露出來,呈現道成肉身般的真摯見證。因此傳道者活在人前的生命品格是否見證真理,成為講道能否產生果效的要素之一。

然而傳播科技的興起與盛行,正在削弱傳道者品格對講道職事的重要性。當傳道者的形象不再是與會眾一同生活的人,而是被放大在電子屏幕上被數以千計的人所觀看時,人們已經看不見一個活生生的人所表現的個性、情感、經驗與道德,因為這些與個人品格相關的素質,很容易被動人的音樂、繽紛的舞台、時尚的裝扮所遮掩。當傳道者如同明星一樣出現在大大小小的螢幕上時,他們真實生活中的品格也像社會名流一般不再被看重。相反地,他們的品格已經隨著社交媒體上的按讚次數、表情符號、訂閱人數和高分享率被投射在會眾心中,產生一個虛擬的形象,被那些從未親眼見過、親耳聽過、真正認識他們,而是只坐在屏幕前的廣大群眾所欣羨、讚賞與轉發。當教會因著傳播媒體所帶來的便利與挑戰而漸漸世俗化時,傳道者品格(ēthos)也逐漸失去原本的價值與意義。當傳道者不再被人視為「與我們一樣性情的人」,而是在螢幕上展現超越常人的形象時,這將會如何影響人們接收所聽到的信息呢?當電子媒體投射一種不一樣的光芒在傳道者身上,形塑出與眾不同的品格形象時,這對上帝話語的傳遞又會帶來什麼樣的轉變呢?講道情境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傳道者、信息與會眾,而當傳道者在媒體(不論是舊媒體、新媒體或自媒體)的包裝下,形成不同以往的品格形象時,另外兩個要素又將面臨什麼挑戰呢?信息方面,可以仍然堅持純正的福音嗎?或是必須伴隨電子媒體的傳遞模式而調整改變呢?至於會眾,當只能看到螢幕上被包裝的形象,卻看不見傳道者真實的品格時,應該如何效法傳道者,如同他們效法基督呢?隨著講道與傳播科技的互動越發頻繁、深入,特別在後疫情時代,線上聚會的頻率增加,甚至成為常態時,衍生出的相關問題值得傳道者正視與思考。

雖然我們希望講台上只見耶穌不見他人,也當效法施洗約翰喊著:「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然而實際的口語傳播情境中,人的形象實際地在聽眾能否順從真理一事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傳道者應當學習有益於傳遞信息的溝通技巧,卻不應濫用這些工具來取得人的注目。同時,傳道者應當再次重回神聖的呼召,以委身的愛為傳揚真理的出發點,並且期盼我們真誠的品格能有效地陳述、見證真理。神可以打開天窗直接用震懾人心的異象傳揚祂的道,也可以差遣天使天軍吹奏振聾發聵的福音號角,神當然也可以讓各式傳媒科技為傳道者所用,只要謹慎於非完全中性工具的使用,並正視其對講道帶來的反作用力。但不論如何,神最先做的是將講道的職分託付給祂所呼召的人,希望真理能先運用在傳道者的生命中,再透過他們的品格、情感與經驗傳遞給人們。這個講道職事的委託提醒傳道者,看重自己的品格,讓自己的靈魂先品嚐神的話,好讓真道能經由傳道者的生命傳播給更多的人。畢竟聽眾不單聽到道,也聽到傳道的「人」啊!!

注釋:

  1. Thomas E. Corts, “The Derivation of Ethos,” Speech Monographs 35, no.2 (1968): 201-202.
  2. William M. Sattler, “Conceptions of Ethos in Ancient Rhetoric,” Speech Monographs 14, no.1 (1947): 56.
  3. Aristotle, The Rhetoric and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 W. Rhys Roberts and Ingram Bywater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84), 1.2.1355b.
  4. Gordon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3.
  5. Duane Litfin, St. Paul’s Theology of Proclamation: 1 Corinthians 1-4 and Greco-Roman Rhetor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3-155.
  6. James J. Murphy, 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 A History of Rhetorical Theory from Saint Augustine to the Renaiss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58.
  7. 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trine, trans. D. W. Robertson, Jr.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958), 4.27.59-60.
  8. 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trine, 4.29.61.
  9. George A. Kennedy,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157.
  10. Philips Brooks, Lectures on Preaching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878), 5.
  11. Brooks, Lectures on Preach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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